带阁楼的房子（第2/8页）

“这样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说，“不好。该惭愧才是。”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全县现在是拉巴金一手遮天，”丽达转向我，接着说，“他本人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让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占着，自己为所欲为。应当起来斗争才是。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到了，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惭愧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妹妹任妮亚一声不吭。她向来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人还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由于她小，大家叫她蜜修斯[57]，这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她一直好奇地望着我，当我翻看相册时，她不时为我解释：“这是叔叔……这是教父……”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我便在近处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和紧束着腰带的苗条身躯。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58]，在花园里散步，喝茶。晚餐时消磨了很长时间。在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之后，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儿不适应。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这里对仆人以“您”相称，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到处都呈现出上流社会的氛围。餐桌上，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拉巴金和学校图书馆。这是一位充满活力、真诚、有坚定信念的姑娘，听她讲话很有意思，只是她话太多，声调很高——

这大概是她做老师养成的习惯。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罗维奇，从上大学起，就喜欢把普通的谈论引向争论，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拖沓冗长，总想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他做手势的时候，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弄得桌布上一摊油渍，可是除了我，好像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我们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四下里一片寂静。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弄脏桌布，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是啊，这是个了不起的、有教养的家庭。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很少联系了，我远远落在这些优秀人物之后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讲到，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得出色，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而我却想：他这人多么迟钝、懒散！每当他谈起什么正经事，就故意拖长声调，哎呀哎呀的，干起事来，跟说话一样——

慢腾腾，拖拖拉拉，错失时机。我对他的办事认真已经不大相信，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他却一连几个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忘了寄出去。

“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道，“最难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得不到丝毫同情！”

二

此后我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心情苦闷，对自己不满，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索然无味。我老想，我的心变得如此沉重，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这时候凉台上有人说话，响起衣裙的窸窣声和翻书声。我对丽达的活动很快就见怪不怪了：白天她给病人看病，分发书本，经常不戴帽子、打着伞到村子里去；晚上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这个苗条、漂亮、神态始终严肃、小嘴轮廓分明的姑娘，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总是冷冷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我的那些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遇到一个骑在马上、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59]姑娘。我问她，可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搭理我。她一声叱喝，策马离去。丽达也是这样蔑视我，似乎把我当成了异族人。当然，表面上她绝不表露出对我的不满，但我能感觉出来，因此，每当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总是生着闷气，数落道：自己不是医生却给农民看病，无异于欺骗他们，再者一个人拥有两千俄亩[60]的土地，做个慈善家岂不是举手之劳？

她的妹妹蜜修斯，事事用不着她操心，跟我一样，完全过着闲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过一本书，坐在凉台上深深的圈椅里读起来，两条腿刚够着地。有时她带着书躲到椴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书，全神贯注地看。有时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变得呆滞，脸色十分苍白，凭着这些迹象才能推测到，阅读使她何等地劳精耗神。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点儿脸红，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容光焕发，对我讲起家里发生的事，比如说下房里的烟囱起火了，或是有个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时她总穿浅色的上衣和深蓝色的裙子。我们一道散步，摘樱桃做果酱，划船。每当她跳起来摘樱桃或划桨时，从她那宽大的袖口里就露出细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则站在旁边，欣赏我作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