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二三事（第2/5页）

天启不应该解释，不过上面这桩回忆中，至少有三次天启。首先，我因表现得过分热烈而挨骂。其次，我粗心大意乱叫人家的名字。亚历山德里亚每年都要搬演田园式的荒诞故事剧《吉伦多》（Gelindo）。故事的背景是伯利恒，但牧羊人谈话和辩论，都用亚历山德里亚方言，只有罗马千夫长约瑟夫和东方三博士说话，才用标准意大利文（他们这么做，显得很可笑）。故事是这样的，吉伦多有个名叫梅多罗的仆人，遇见三博士，并粗心大意把主人的名字告诉他们。吉伦多发现后，大发雷霆，把梅多罗痛骂了一顿：你不可以把名字随便告诉别人，更不可以随便在空旷处，公然大喊人家的名字，这样所有人都会听见。一个亚历山德里亚人可以跟你聊上一整天，而没有一次用你的名字称呼你甚至连打招呼都不直呼其名。你们见面互道一声：“Ciao!”（意大利招呼语）分手时说“下回见”，绝对不说“下回见，贝波”。

第三种天启比较含糊。我在记忆中仍见到那片城市空间，又宽又阔，就像父亲传给儿子的外套，中间有个清晰的小人影，距我们的马车很远：跟一位我再也不会见到的朋友，一次暧昧不明的会晤。在亚历山德里亚平淡而过分宽阔的空间里，人会迷失。城市在清晨、深夜或圣母升天日（或甚至每个星期天的下午1:30），街头不见半个人影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总是觉得路太长，一路都空空荡荡，任何在角落里埋伏或坐在经过的马车里的人，都看得见你，可以恣意侵入你的隐私、高喊你的名字、毁掉你的一生。亚历山德里亚比撒哈拉沙漠还大，淡如轻烟的摩根妖女^{8从四面八方穿梭而过。}

就因为如此，一般人话说得很少，只很快交换简短的信息：他们听不懂你的话（也听不懂自己的话）。这对无分爱或恨的人际关系都构成局限。亚历山德里亚作为一个都会区，没有聚会场所（勉强算来也只有一个，莱加广场），但集散点几乎遍布各处。因此之故，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那种地方。我想起一个并非一定发生在亚历山德里亚，但很有可能在那儿发生的故事。萨尔瓦多20岁的时候，离开故乡，移民到澳大利亚，在那儿以流浪者的身份住了40年。60岁时，他存够了一笔钱，回到故乡。火车驶近车站，萨尔瓦多开始做白日梦：他是否还能在年轻时流连的咖啡店，找到那群老朋友，一度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还认得他吗？他们会不会热烈欢迎他，充满好奇地要求听他在袋鼠和原住民中间的冒险经历？还有那个女孩，她曾经……还有街角那爿店铺的老板……真是千头万绪。

火车停靠在废弃的车站，萨尔瓦多顶着灼热的正午阳光，步上月台。远处有名驼背的男子，铁路员工。萨尔瓦多再细看一眼；他认识这个人，尽管肩膀已弯，外加40年累积的皱纹：啊，当然啦，那是乔万尼，他的朋友，老同学！他向对方招手，迫不及待地走过去，用颤抖的手指着自己的面孔，好像在说：是我呀。乔瓦尼看看他，先是没有半点认识他的表情，然后才微抬下巴招呼道：“你好呀，萨尔瓦多，你都到哪儿去了？”

置身亚历山德里亚这个大沙漠里，青少年可能非常亢奋。1942年7月的某一天，下午2点到5点之间，我骑着自行车在找一件东西，从城堡骑到田径场，又从田径场骑到公园，再从公园骑到车站。我穿过加里波第广场，绕过感化院，再掉个头，骑往塔纳罗河边，不过这一趟是穿过市中心。半个人影也不见。我有个笃定的目标，车站的书报摊，我看过那儿有一本廉价平装书，书已经不新了，是一则从法文翻译来的故事，似乎会很精彩。要一个里拉，我口袋里不多不少正好一里拉。我该不该买？其他的店都关了，或在我感觉上是如此。我的朋友都去度假了。亚历山德里亚只有空间、阳光和一条供我骑那辆轮胎被戳破的自行车的专用道；火车站那本小书，是唯一的叙事可能，因此也是唯一的真实可能。（许多年后，我会发生一种“心智短路”症状，即记忆与眼前的形象搭错线，在巴西中部的圣黑苏德拉巴市，乘坐一架摇摇欲坠的飞机着陆，飞机不能着陆，因为两只昏昏欲睡的狗，伸长身躯躺在水泥跑道正中央，它们不肯挪动。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这就是天启的运作方式。）

但是那一天，我跟那本小书之间冗长的前戏，我的欲望和亚历山德里亚的开阔空间欲迎还拒地交战（谁能知道？那本书说不定是烟幕，用以掩饰某种令一具身体及一种非肉体非禽鸟之想象都感到忐忑不安的欲望），在夏日虚空中长时间地蹬自行车，不停兜圈子，逃避的那一天，这些回忆尽管糟糕透顶，却也甜蜜且民族自尊得令人心碎。我们就是这样，像这座城市。让我结束这故事，如果你希望如此，我终于打定主意，买下那本书。就我记忆所及，它模仿伯努瓦（Pierre Beno t）的《亚特兰泰德》（Atlantide），又多了点凡尔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