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德国音乐之旅（第8/10页）

但是，即将解救德国音乐的关键事实是，在这一重要时刻，器乐得到了突然的发展。在德国人凭借人声复调和对位风格的无限资源而放弃旧的德国表现手法的这一时刻，在她似乎正在放弃表达她复杂和逻辑性强的精神、而采用情感化的拉丁表现形式的这一时刻，她有幸在器乐的突然发展中找到了她已经失去的东西的对等物，甚至找到了更多。

在一个才智和决心起明显作用的事件里，探讨运气似乎有些奇怪。但是，与在历史中一样，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机会，承认时而有利、时而不利于一个民族前进的环境的共同作用。无疑，生命力更旺盛的民族经常以限制机会和强制机会支持自己来收场。但我们无法否认世界上存在机遇。

在这一事件中，机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人并不是在独自发展器乐，同样的趋势在法国和意大利也很明显。威尼斯的音乐学院正全力发展器乐并取得很好成果；意大利的演奏大师在欧洲各处都享有盛名，交响曲即诞生于米兰。但是，交响音乐与意大利人本质上的有条理、清楚，确定和轮廓清晰的精神并不协调。无论如何，改变这种精神，使之适应新奇的环境，必需付出一种努力；而过度劳累，精疲力竭、贪图安逸的意大利音乐已不再有能力付出这种努力，在意大利，这一变化就意味着革命。而在德国它仅意味着改良。因此管弦乐队的发展保证了德国的胜利，但却加速了意大利音乐的衰落。伯尼抱怨意大利歌剧乐队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它的噪音迫使歌手们高声叫喊。“音乐中所有的明暗对比都被丢掉了；中间色和背景消失了；人们只能听到吵闹的声部，这些声部被计划用来为其他声部提供一层金属箔。”因此，意大利人的声音被损坏了，他们正在失去曾经非常引以为荣的美声唱法的显著特点，这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因为，尽管放弃了她自己无可比拟的特点，同时她却无法学到外来的特点和风格。

另一方面，德国人却非常适应新生的交响曲，他们对器乐天生喜好。由于严格地实施了新教禁止德国人保留歌剧院这一规定，德国宫廷成员发现有必要将自己局限于这种音乐。德国人喜爱社会生活的天性迫使德国音乐家统一成小的团体，小的“学院”，以便一起演奏，而不是采用意大利演奏家的个人主义做法。所有这一切——简而言之，每件事情，甚至德国歌唱艺术相对的落后——都必然有助于器乐在德国的普遍发展。欧洲没有哪个地方比德国拥有更多教授器乐的学校，或是更出色的乐队。

德国最古怪的音乐学校之一是“穷苦学者”的音乐学校，等同于那不勒斯为穷困儿童开办的音乐学院，但是它们的规模小一些。伯尼曾在法兰克福、慕尼黑、德累斯顿和柏林的大街上见到成群这样的学者，他们在德意志帝国的每座城市都拥有一所“委托给耶稣会士的学校，在那里他们被教授乐器演奏和唱歌”。慕尼黑的学校有八十名十一至十二岁的儿童。在被接受入学之前他们必须能够演奏一样乐器或是显示出对音乐明显的爱好，他们在学校停留至二十岁。学校提供他们住宿、食物、教育，但是没有服装，他们必须通过在街上演唱或演奏维持部分生计。这是他们一项绝对的义务。“其目的是使供养他们的民众了解他们的进步。”在德累斯顿，城区被划分成许多区，“穷苦学者们”分成十六、十七或十八队，轮流在每一区的住户门前演唱。他们组成小型合唱团和乐队——小提琴、大提琴、双簧管、小号、大管。富裕的家庭与学校达成协议，这样“穷苦学者们”每周在他们房前演奏一次或两次。他们甚至参予私人娱乐活动，直至葬礼。最后，他们必须参加礼拜日的宗教仪式，不管冬天的天气多么恶劣都必须在大街上演唱，这是一项艰苦的行业，一项不愉快的义务。这些学生们日后被任命为教区学校的老师，条件是他们对希腊语、拉丁语和管风琴有足够的了解。最突出的学生被送到某些大学，例如莱比锡和维腾堡大学。这里约有三百多名贫困学生，他们被允许钻研音乐或是科学。

一些君主的宫廷设有为贫困儿童设立的音乐基金会。符腾堡公爵已经在路德维希堡和“独处”这所避暑行宫建立了两所音乐学院，培养属于贫困阶层的二百名男孩子和一百名女孩。“他最喜欢的娱乐之一是旁听他们的课。”

除了这些贫困儿童学校，社区学校也相当重视音乐尤其是器乐；这是奥地利、萨克森、摩拉维亚尤其是波西米亚的惯例。伯尼记载，波西米亚每个村庄都有一所公共学校，这里的孩子们像学习阅读和写作一样学习音乐。他考察了一些学校。在考林附近的捷斯劳（Czaslau），他发现“一个男女生混合的班级忙于阅读、写作、演奏小提琴、双簧管、大管和其他乐器。教堂的管风琴师用一台小得可怜的管风琴进行壮丽的即席创作。在一个小房间里，他有四架羽管键琴供他的小学生练习”。在罗伯舒茨的布丁，一百多名男孩女孩在教堂里学习音乐、演唱和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