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7/9页）

在街上的另一家，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还有她那个中年男友。她的男友有份工作，而她自己则是整天都在看《不安分的青春》（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她那个小孩非常招人喜爱，也很喜欢阿嬷。每天不管什么时候——有次甚至是午夜过后——他都会溜达到阿嬷家门口要好吃的，那位母亲整天有那么多的时间，却不看好自己家孩子，以至于他随随便便就能误入陌生人家去。有时候那个小孩子的尿布都没人换。阿嬷有次给社会服务机构打了电话，以为他们能救救这个年幼的孩子，可是他们什么都没做。于是阿嬷只好用我外甥的尿布帮他换上了，还得时刻警惕着，以便随时发现她那个“小兄弟”。

我姐姐的一位朋友和她母亲（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福利女王”）住在一家连栋屋[2]。她母亲共有八个孩子，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同一个父亲——这可不多见。她母亲从来就没工作过，而且看上去“只对生孩子感兴趣”，这是阿嬷所言。她家的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其中一个女儿陷入一场虐恋，在自己连买烟的年龄都没到的时候就生下了个孩子。大儿子过量服用药物，在高中毕业后没多久就被捕了。

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真正非理性行为的世界。我们无度地消费，最后不得不住进救济院。我们购买大屏幕电视和iPad。我们的孩子穿着高档的衣服。但这一切都是靠着高利息的信用卡和发薪日贷款。我们花钱去买根本就不需要的房屋，然后再把房屋抵押掉换钱，最后宣布破产，等到我们清醒过来时，已经不得不离开住得满是垃圾的房屋。节俭不能满足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假装自己属于上流阶层。等到尘埃散尽之时——遭到破产打击或是在亲戚的帮助下走出困境后——什么都没有剩下。我们没给孩子留出大学的学费，没有增加财富的投资，没有失业时可以用上的应急钱。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花钱。有时候我们还因此深深自责，但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大手大脚。

我们的家庭也是一团乱麻。我们互相之间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就好像球赛场边的观众一样。我们家里至少有一位成员滥用药物——有时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有时两个都是。如果压力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对彼此老拳相向，而且还是当着家里其他人的面，包括自己的孩子；大部分时候邻居们都能听到你们家在发生什么。倒霉的话。邻居可能还要打电话报警，以阻止事态的恶化。我们的孩子经常被送去寄养，但每次待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我们会向自己的孩子们道歉。孩子们相信我们是真的很内疚，而我们也确实是。但接着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又像以前一样的脾气暴躁了。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等到成为家长的时候也不督促自己孩子的学习。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表现糟糕。我们可能会因此对他们生气，但我们从未给他们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比如说家里的和平与安宁。就算是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们从家庭的不幸中挺了过来，他们也最有可能上的是离家近的大学。“我才不在乎你能不能被圣母大学给录取呢，”我们这样说，“在我们的社区大学里就能受到既优质又便宜的教育。”讽刺的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来说，圣母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不仅更好，而且还更便宜。

我们在应该找工作的时候不去工作。就算找到一份工作的话，我们也干不长久。我们早晚会被解雇，不管是因为迟到，或是因为偷自家商品然后在易趣网（eBay）上卖掉，或是因为有顾客反映我们嘴里面满是酒味，还是因为每次轮班的时候都要上5次厕所，而且一去就是30分钟。我们经常在嘴上说努力工作有多么重要，但却告诉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感觉到的不公：奥巴马把煤矿关掉了，或者说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国人夺走了。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解决认知不协调而编造的谎言——我们看到的世界与我们宣扬的道理之间的大相径庭。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大谈责任感，但自己却从不付诸行动。就像这样：许多年来我一直想要一只小德国牧羊犬。母亲不知怎么给我搞来一只。但这只小狗是我们养过的第四只狗了，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驯养它。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几只小狗全不见了——被送到了警局或是送给一位家族朋友。在告别了第四只狗之后，我们的心肠也硬了。我们学会了一点，那就是千万不要对什么太过依恋。

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简直就是特意为早早进入坟墓而制定的，而且还特别有效：肯塔基州某些地区的人平均寿命才67岁，比弗吉尼亚州附近地区的足足低了15岁。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不同于美国其他的所有群体，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我们早餐的时候吃皮尔斯伯里（Pillsbury）[3]的肉桂卷，中午吃塔可钟，晚上又吃麦当劳。我们很少自己做饭吃，虽然自己做饭不仅更便宜而且更有益于身心健康。我们的运动仅局限于在小孩子时玩的游戏。只有离开家去当兵或是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有人在街上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