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23/32页）

“我回到阿格拉哈兰，在那边安顿下来。但我无法复学。那时候是六七月左右。我找了一份工作。我需要钱来应付一些社交需求，像是请朋友下馆子、看电影等等。如果我得依赖我父亲，这些事就都做不到了。其实，在我家这些事是不许做的。我们家里甚至从来不喝咖啡——那是外国东西，英国人发明的东西。即使到了今天，由于它有兴奋作用——咖啡因——规矩严格的婆罗门家庭还是不喝咖啡。

“我回到灯泡经销商处做原来的工作，月薪二十六卢比。我交给家里二十卢比，自己留下六卢比——为了满足我的所有需求，而且没让我父亲知道。那份工作我做了一年。浅尝金钱的滋味后，我也不想再回学校读书了。因此我又恢复了老样子。

“我的工作不轻松，真的是必须到城里各处叫卖，有时候骑自行车，车胎破了就走路。因为天气那么热，轮胎不时会爆裂。这工作实在辛苦，我的健康受到影响，我变得很瘦，饮食不正常，连我父亲也觉得不忍。于是，他为我在一家工程顾问公司找了晒蓝图的工作，每月六十五卢比——我的薪水一下子大增。”在一九六○年，月薪六十五卢比相当于五英镑。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一张蓝图烧掉了。工程师扇了我耳光，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错在我，我不怪他。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父亲，他要我把它当作生活中逃不掉的遭遇，不用太在意。我听后吃了一惊：我还以为父亲会因为我把蓝图搞砸的事也打我一顿。

“我在那家公司做了九个月晒蓝图的工作，然后被派到公司的建筑工地之一。公司正在那工地为南方一家大型产业公司盖房子。就在这里，生平第二次，我的传统婆罗门外貌及观念又助了我一臂之力。

“那家客户的总经理对我还能严格遵守婆罗门生活方式这件事感到非常高兴。他很高兴见到一个留着丘尔其的婆罗门男孩担任工头，在工地监督——特别是在这个反婆罗门情绪高涨的时候。那是在一九六一年。

“我不知道这位总经理多么重要，手下有多少企业。他问候我父亲，并要我转告父亲，让他来见他。我有点紧张，我父亲也一样。我们不知道总经理要什么，或者他是什么人。他们见面了，总经理对我父亲一见如故。听了我父亲的背景，特别是他对泰米尔语《吠陀经》全部四千节都了如指掌之后，他要我父亲教他泰米尔语《吠陀经》。我父亲答应了。能这么幸运地跟南方一位产业巨子见面，让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只是他想不通，我在家里一点也不讨人喜欢，怎么在外头会有那样的人缘。

“我服务的建筑公司为那位大人物做的工程结束后，他把我安插进了他自己的公司。他要我从‘服务员’做起，薪水九十七卢比，其中五十二卢比是基本工资，四十五卢比是津贴。‘服务员’其实只是杂役的另一种称呼。不过，想进入那家公司担任任何职位，就跟今天要跨入IBM门槛一样难。我做打字的工作比做打杂的工作还多。最后，我终于开始往上爬，而且没有停过——多亏神的保佑。那时我十七岁。

“公司在韦洛尔开了家分店，我请求调到那里——为了跟我已经出嫁的姐姐在一起，也为了独立自主。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战争发生时，我开始对政治积极起来——过去我从未如此。为了这场战争，我捐出了戒指和耳环——这些是我举行入法礼时伯父送我的东西。这让我父母很不高兴，也让我姐姐很不高兴，因为我捐出的东西在我们家族里已经传了好几代。

“有一天德里来了位客人，是一位堂兄。他在一家美国公司的德里分公司工作。他看我一身传统模样颇为吃惊——也惊讶于我薪水的微薄。他要我辞职，搬到德里去。他说，他可以帮我在德里找到工作，只要付出跟我在韦洛尔那家公司一样的劳动，就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这个提议很吸引我，但我不知道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如我所料，父亲不太愿意让我到德里去，怕我的行为会更加偏差。有四个月之久，我跟父亲时常争辩，两个人言辞都很激烈。不过，最后还是他为我买了车票。票价大约是四十二卢比，另外他还给了我一些零用钱。家人准备了黑绿豆米饼‘伊德里’、印度薄饼‘多萨’和几种油炸的东西让我在路上吃。他们准备了太多，我只得把吃剩的丢掉。他们怕火车会在路上停下来不动，不想让我因此挨饿受苦。甚至到了今天，南印度的家庭如果有人远行，他们还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