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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使他不快的是一个寄居在坎比略家的法国人，此人也参加了午宴，迫不及待地要在高贵的客人面前卖弄他对人间天上一切不解之谜的渊博知识。他在海难中丢失了全部行李，将近一年来带着侍从和仆人占据了半幢房子，等待来自新奥尔良的没有把握的接济。何塞·帕拉西奥斯听说他名叫迪奥克塞·阿特兰蒂克，但弄不清楚他的身份，在新格拉纳达干什么。如果光着身子、手里拿一支三叉戟，他倒像是海神涅普顿。他的粗俗和邋遢在镇上出了名。同将军共进午餐的机会使他大为兴奋，他洗了澡，修了指甲，五月份的大热天穿得像冬天在巴黎沙龙的打扮，身着法国督政府时期老式的缀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衣和条纹裤子。

寒暄后，他就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开始了百科全书式的讲座。他说他在格兰诺波尔小学时代的一个同学经过十四年焚膏继晷的研究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玉米的发源地不是墨西哥，而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地区，那里发现了比哥伦布到达安的列斯群岛时期更早的玉米化石。亚洲古国亚述人早已通过实验得出了星体对疾病产生影响的证据。同最近出版的一部百科全书上说的相反，直到公元前四百年，希腊人才知道猫这种动物。他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偶尔停一会儿腾出嘴来抱怨克里奥约人烹饪文化的落后。

将军坐在他对面，假装吃得比实际吃的多；目光不离开盘子，不理睬他。法国人一开始就企图用法语和将军谈话，将军客气地用法语回答，然后马上讲西班牙语。他那天的耐性连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也感到意外，因为席尔瓦了解欧洲人的傲慢独断最使将军恼火。

法国人高声同席上别的客人讲话，但显然只想引起将军的注意。突然，他自陈冒昧，直接问将军：对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来说，究竟哪一种政府制度最合适？将军的目光仍不离开盘子，反问他说：

“您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波拿巴的榜样不但适合我们，还适合全世界。”法国人说。

“我料到您会有这种看法，”将军并不掩饰讽刺的口气，“欧洲人认为只有欧洲的发明才适用全世界，凡是与之不同的东西都该受到谴责。”

“我一向以为阁下主张用君主制解决问题。”法国人说。

将军第一次抬起眼睛。“那您的看法应该被纠正了，”他说，“我的额头永远不会被皇冠玷污。”他指指他的副官们说：

“我把伊图尔比德留在身边就是为了经常提醒自己。”

“顺便提一句，”法国人说，“当他们枪决那位皇帝的时候，您发表了一项声明，对欧洲的君主们是很大的鼓舞。”

“我当时说的话现在仍然一句不改，”将军说，“伊图尔比德那样平凡的人做出那样不平凡的事，使我钦佩；上帝保佑我没有走他的道路，但愿也保佑我免遭他的命运，尽管我知道免不了要像他一样受到忘恩负义的对待。”

接着，他企图缓和一下生硬的态度，解释说，在新的共和国建立君主制度原是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的设想。这个想法在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的推动下得到了扩散，他本人也想过，披着终身总统外衣的君主制度，不失为竭力争取与维持美洲统一的不得已的办法。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种想法是荒谬的。

“我认为联邦制度也行不通，”他最后说，“联邦制度对我们这些国家过于完美了，它要求的聪明才干远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不管怎么样，”法国人说，“使历史失去人性的不是制度，而是实行制度的偏差。”

“我们太熟悉这种说法了，”将军说，“骨子里还是本杰明·康斯坦的那套蠢话，那个在欧洲首屈一指的趋炎附势的人先反对革命，后来又支持革命，一会儿反对拿破仑，一会儿成了拿破仑的廷臣，晚上拥护共和，早上支持君主制度，朝三暮四，由于欧洲的强大，他现在又成了评判我们是非的绝对权威。”

“康斯坦抨击专制的论点很透彻。”法国人说。

“作为一个好法国人，康斯坦先生狂热地鼓吹专制利益，”将军说，“与之相反，在这场论争中，只有普拉特长老说的政治取决于地点和时间这句话才一针见血。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我本人就曾下令一天之内处决了八百名西班牙俘虏，包括拉瓜伊拉医院的伤病员。今天如果遇到同样情况，我还会毫不犹豫地下同样的命令，欧洲人没有指责我的道德根据，因为如果说有哪一部历史充斥了血腥、卑鄙和不公，那就是欧洲的历史。”

在那片似乎笼罩全镇的肃静中，将军越是深入分析，越是激起了自己的怒火。法国人茫然失措，想插嘴，但将军做了一个手势止住了他，将军列举了欧洲历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圣巴托洛梅夜，十小时之内死亡人数超过两千。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帝国军队的一万二千名雇佣兵在罗马烧杀掳掠，杀了八千居民。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也就是伊凡雷帝，消灭了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之间所有城市的居民；仅仅由于怀疑有人阴谋反对他，在诺夫哥罗德一次进攻中就屠杀了两万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