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研究》 （1967）（第6/11页）

虽然自我戏仿是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您是一个极度相信想象的首要性的作家。然而，您的小说有许多细节看上去像是故意取自您自己的生活，读《说吧，记忆》就很清楚这种情况，更不用说那些最主要的模式，如延伸到您的许多小说中的蝴蝶主题。它们不仅仅加入某种复杂的声音，还就自我认知与艺术创造、自我戏仿与自我身份的相互关系表明某种清晰的观念。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能否谈谈非自传性作品中自传性因素的重要性？

我想说，想象是记忆的一种形式。意象取决于联想的力量，联想则由记忆提供和促动。当我们谈论一种生动的个人回忆时，我们称赞的不是我们的记忆能力，而是记忆女神的神秘的远见，这种远见储存这种或那种因素，以便创造性想象用来与稍后的回忆及创意加以结合。在此意义上，记忆和想象都是对时间的一种否定。

斯诺(18)抱怨文学界与科学界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鸿沟。作为在这鸿沟之上架桥的人，您认为科学和人文是必然对立的吗？您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经历影响您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了吗？用物理学词汇来描述您的一些小说结构是不是很奇怪？

我可以把自己比作罗德岛巨人，跨过斯诺的热力学与利维斯(19)的桂冠迷之间的鸿沟，如果这鸿沟不只是一道小沟，一只小青蛙就可以跳过的话。今天所用的“物理学”和“书呆子”这些术语让我产生应用科学的可怕形象，想起电工用炮弹和其他小玩意发出叮当声的技能。“两种文化”中的一种只是实用技术，而另一种是二流小说、意识形态作品和流行艺术。如果如此的“物理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存在一条深沟的话，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些书呆子都是可怕的庸人。一个真正的好脑袋不是椭圆形，而是圆形的。

您的蝴蝶是从哪儿，通过哪扇窗户飞进来的呢？

我对野外、实验室和图书馆中的鳞翅目昆虫学研究的热情甚至比文学研究和创作给我带来的快乐更多，这可以多说一点。鳞翅目昆虫学家是鲜为人知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被韦伯斯特大词典提及。但这又何妨。我对不同种类的蝴蝶重新作了分类，对好几个品种和亚种的蝴蝶作了描述和计算。我对一些微小的蝴蝶器官（我第一个观察和描绘）的命名已确定无误地进入生物学词典（可与可怜的“小仙女”一词进入最新版韦伯斯特大词典相比）。确切描述所带来的有形的喜悦、投影仪的静谧天堂、分类描述中的诗歌般精确，这些都表现了令人兴奋的鳞翅目昆虫学研究所具有的艺术性特点，这种研究可积累新知，虽然这种新知对外行来说毫无用处，但却呈现给了它最初的创造者。在我看来，科学首先意味着自然科学。它并不是一种修理收音机的能力，修理工作是粗笨的手指也能做的。除了这个基本考虑，我当然欢迎任何科学领域和任何艺术门类之间术语的自由流通交换。没有想象就没有科学，没有事实就没有艺术。格言化是动脉硬化的一种症状。

在《微暗的火》中，金波特抱怨“夏天的来临代表了一个光学问题”。《眼睛》的书名取得很好，因为您通过小说探讨了这些问题；对“现实”的理解是视觉的一个奇迹，在您的作品中，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光学仪器。您研究过光学吗？您能谈一下您的视觉意识吗？您认为视觉意识有助于您的小说创作吗？

你的引文恐怕是脱离了上下文。金波特只是对夏天茂盛的叶子有点生气，因为这妨碍了他的窥视。(20)而你认为我有好视力是说对了。多疑的人应该戴上眼镜。然而，这是真的：即使有绝好的视力，人也必须触摸某物以便对“现实”更有把握。

您说过，罗伯－格里耶和博尔赫斯是您喜欢的两个当代作家。您觉得他们彼此相像吗？您认为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如他声称的那样摆脱“心理学”了吗？

罗伯－格里耶的说法是荒唐的。那些宣言和那些蠢人都随着达达派死去了。他的小说很有诗意和独创性，精神层面的转换、连续的印象的相互渗透，等等，当然属于心理学——最佳状态的心理学。博尔赫斯也是一个天才人物，但他的微型迷宫和罗伯－格里耶的大型迷宫是相当不同的建筑，采光也不一样。

我记得您在康奈尔大学对两个有“心灵感应”的作家（我相信您在比较狄更斯和福楼拜）作过很幽默的评论。您和博尔赫斯都生于1899年（但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啊！）。您的《庶出的标志》和博尔赫斯的短篇《环形废墟》在观念上是相似的，但您不懂西班牙文，而那个短篇1949年才译成英文，已是《庶出的标志》问世两年后了，就像在博尔赫斯的《秘密的奇迹》中，赫拉迪克创作了一部诗剧，令人惊异地与您最近译成英语的剧本《华尔兹的发明》相像，您的剧本先于博尔赫斯的小说，而他不可能用俄语读过这个剧本。您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博尔赫斯的小说？除了心灵感应，您和他有过什么联系和接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