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1970）（第4/6页）

那种特殊的蝴蝶也在您自己的作品中出现。《微暗的火》中，一只红纹丽蛱蝶落在快被杀死的约翰·谢德的手臂上。《王，后，杰克》中，就在您作为无所不在的作者隐退——可以说，杀死人物——之后，这只蝴蝶出现了。在《说吧，记忆》最后一章，您回忆起曾在巴黎的公园，就在战前，看见一只红纹丽蛱蝶被一个小女孩用绳子拴着。您为什么如此喜爱瓦内萨·阿塔兰塔(9)？

它色彩绚丽，我年轻时非常喜欢。它成群结队从非洲飞往俄国北部，在那儿，它被称作“死亡之蝶”，因为1881年它异常地成群出现，那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它的两只后翼上的标记似乎像是“1881”。红纹丽蛱蝶的长途飞行能力比得上其他许多迁徙类蝴蝶。

您欣赏的画家大多是现实主义的，但并不能因此称您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岂不很奇怪吗？或者问题出在命名不当？

问题出在分门别类。

您的青年时期恰好是俄国绘画的实验性的十年。您跟随时尚的变化吗？您怎么看待这些艺术家，如马列维奇(10)、康定斯基(11)，或者选择一个更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夏加尔(12)？

我更倾向于与我童年时期吻合的实验性十年的艺术家——索莫夫(13)、贝努瓦(14)（你知道，他是彼得·乌斯蒂诺夫的叔叔）、弗鲁贝尔(15)、杜布辛斯基(16)等。马列维奇和康定斯基对我没有意义，我也总觉得夏加尔的作品粗陋和怪诞，无法接受。

总这么认为吗？

相对来说，他的早期作品，如《绿色犹太人》和《散步》还不错，但他现在给寺院画的壁画、彩窗，给巴黎歌剧院画的顶棚很粗糙，让人难以忍受。

对切利乔夫(17)怎么看？他的《捉迷藏》部分地描述了对您作品的阅读体验。

我对切利乔夫所知甚少。

后者让人想起俄国芭蕾，您跟那个圈子熟吗？不仅熟悉画家，也熟悉舞蹈演员和音乐家？

我父母跟他们很熟，也创作音乐。我们家是年轻的夏里亚平(18)第一次演唱的地方，半个世纪以前，我在伦敦曾经和巴甫洛娃(19)跳过狐步舞。

在近来发表在《纽约时报》周日版（1970年5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希尔顿·克雷默(20)写道：“至少有两位仍活着的艺术家——乔治·巴兰钦(21)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被广泛认为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尽管他们的生活环境、语言和对艺术的看法改变了，但他们的艺术成就可以追溯到这样一种美学理想，这一理想哺育了佳吉列夫(22)及90年代在圣彼得堡簇拥在他周围的一批艺术家。”我想，这就是玛丽·麦卡锡(23)称《微暗的火》为一颗“法贝热(24)宝石”的意思吧。这样的类比合适吗？

我对芭蕾舞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在《说吧，记忆》一书（第5章第111页）中谈及“法贝热宝石”。(25)另外，应是Balanshin，不是Balanchine（注意其他的音译错误），我不理解，为什么把我与之相提并论的很多人的名字开头是“B”？

这些都让人想起另一位直率的侨民斯特拉文斯基。您和他有联系吗？

我对斯特拉文斯基不甚了解，也看不出他作品中有什么真正直率的东西。

30年代，您在巴黎文学圈还认识什么人，除了乔伊斯和《尺度》编辑部的成员？

我和诗人苏佩维埃尔(26)关系很好。我想到的就是他和让·普汗（《新法兰西评论》的编辑）。

您在巴黎认识塞缪尔·贝克特吗？

不认识。贝克特是很不错的中篇小说的作者，是梅特林克传统的糟糕剧作家。他的小说三部曲是我喜欢的作品，尤其是《马洛伊》。这部小说中有一处场景很特别：主人公拖着身子，拄着拐棍，艰难地通过一片丛林，前面是一片草地，他费力地往前走，穿着三件外套，里面塞着报纸。还有那些鹅卵石，他不停地把鹅卵石从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一切都这么灰暗、这么尴尬，你会觉得他老是膀胱不适，如同老人有时在梦中的情景。这种悲惨的境况，无疑与卡夫卡笔下身心交瘁的男子有某种相似。这种疲惫正是贝克特作品的引人入胜之处。

贝克特同样用两种语言写作，也很在意他的法文著作的英译。您用哪种语言阅读他的作品？

我既读他的法语作品，也读他的英语作品。贝克特的法语是一种教师的法语、一种小心维护的法语，而读他的英语作品，你会感到他的词语联想的丰沛和文体的活力。

我有一个“论点”：《绝望》（1939）的法文翻译对所谓“新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给萨洛特(27)夫人的《一个陌生人的画像》所作的序中，萨特把您归入“反小说”作家之中。这倒是一个更为智慧的评价——您不这么认为吗？——因为在此八年前，当他评论《绝望》时，他说作为一个漂泊的移民作家，您没有自己的主题。此时此刻您也许会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呢？”纳博科夫是法国新小说的先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