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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角落，地板上也躺着一个赤裸的人。他的脸贴在地上，我看不出他们把他弄成了什么样子。他明显也失去了知觉。我永远忘不了那房间的凝滞气氛。里面有三四个士兵——士兵！当然是专事严刑拷打的神经变态的施虐狂。有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根长铁棍。电炉火焰熊熊。他们中间有三个人系着皮围裙，和铁匠的围裙一样，以免弄脏了他们的衣服。屋里有一股浓烈的粪尿臭味。

“还有一个人被捆在角落的椅子上，嘴巴被堵起来。那人块头很大，有一只手臂受了重伤，但显然还没有受过酷刑。温梅尔先拿那些最容易攻破的人下手。

“我在电影中——像罗西里尼的影片——看到过好人面临这种场景时的反应，对法西斯怪物怒目而视，发出简短有力、义正词严的谴责。他为历史说话，为人类说话，把他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我承认，当时我的感情立即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恐惧。你知道，尼古拉斯，我在考虑，温梅尔还给了我好长时间考虑，我大概也逃脱不了严刑拷打的厄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我动刑。但是当时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人类竟然可以如此自相残杀……

“我转身望着温梅尔。令人惊讶的是他俨然成了房间里最有人性的人。他的表情既厌倦又愤怒，甚至有点憎恶，为自己的部下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而感到羞愧。

“他用英语说：‘这些人以此为乐，我不是这样。在他们对那个凶手动刑之前，我希望你劝劝他。’

“我说：‘我该说什么呢？’

“‘我需要他的朋友的名单，我需要帮助他的人的名单。我需要他们藏身的地点和藏武器的地方。如果他把这些都给我，我保证用体面的军人方式处决他。’

“我说：‘他们对你讲的还不够吗？’

“温梅尔说：‘他们知道的全说了。但是他知道的更多。我早就想和他见面了。他的朋友们没有办法让他说话。我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也许你行。你应该对他说实话，你不喜欢我们德国人。你是受过教育的人。你只想制止这一套……传统手段。你应该劝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出来。他现在被捕了，把情况说出来，说不上是犯罪。你明白吗？跟我来。’

“我们走进隔壁的另一个空房间。过了一会儿，受伤的人被拖进来了，仍然捆在椅子上，连人带椅被放在房间中央。他们给我搬来一张椅子，让我坐在他对面。校官坐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挥手让施刑者出去。我开始说话。

“我严格按照校官的旨意行事。也就是说，我请求那个人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说出来。你也许会说我这样做实在很不光彩，因为你考虑到，他一招供，别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要遭殃。但是那天晚上，我的生存空间就只有那两个房间。他们是唯一的实在。外面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我强烈感到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对人类智慧的粗暴践踏。那位克里特人过分执着，坚强不屈，似乎对这种践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种践踏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告诉他我不是通敌者，我是医生，人类的苦难是我的敌人。当我说如果他现在招供，上帝会宽恕他的时候，我是在为希腊说话——他的朋友们已经受够了苦。人忍受痛苦是有限度的，如此等等。凡是能想到的理由我都说了。

“但是他的表情始终不变，对我充满敌意，充满仇恨。我怀疑他是否认真听我说的话。他一定认为我是通敌者，我对他说的一切全是谎言。

“最后，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只好回过头来望着校官。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失败，我无法隐藏这一事实。他一定是给外面的卫兵发了信号，因为有一个人进来了，走到克里特人背后，把堵住的嘴松开。他立即喉部青筋暴起，声嘶力竭地喊出一个字：自由。听不出他的喊声中有什么高尚的成分，纯粹是一个野蛮行为，仿佛把一罐点着的汽油泼在我们身上。卫兵又粗暴地重新把他的嘴堵起来，并且固定好。

“这个字眼对他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理想。它只是他最后的武器，他把它当武器来用。

“校官说，‘把他送回去，等候我的命令。’那人再次被拖回那个凶多吉少的房间。校官走到关着的百叶窗前，打开它，在窗前对着漆黑的夜站了一分钟，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必须那样说话。’

“我说：‘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温梅尔回答说：‘也许我应该让你看一看我手下的人和那畜生是怎样对话的。’我说：‘我求你别这样做。’他问我是不是认为他看到这种场面特别开心。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只要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批阅文件，欣赏美妙的古典音乐，别的什么也不必做，我就感到非常的幸福了。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认为我是施虐狂，其实我不是，我是现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