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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三具毛骨悚然的尸体，我看见了人质。他们被赶到学校旁边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个圈子里。后面的人正好在围墙的阴影之中，前面的人在阳光下。他们一看见我立即开始喊叫起来。有明显辱骂我的，也有混杂在一起的各种请求声——仿佛当时不论我说什么话，都能打动校官似的。他当时也在场，在广场中央，和安东在一起，还有大约二十个‘乌鸦’兵。广场的第三面，也就是东面，是一堵长墙。你知道那儿吗，中间有个门，是铁格栅的。两个幸存的游击队员被绑在铁条上，不是用绳子，而是用有刺的铁丝。

“我走到两排男人背后时被喝令停住，距温梅尔站立的地方大约有二十码。安东没看我一眼，温梅尔只扭了一下头。安东举目遥望太空，似乎已经对自己施了催眠术，坚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甚至他自己也已不复存在。校官招呼通敌者过去。我猜他是想知道人质在喊些什么。他看上去考虑了一下，然后朝他们走去，他们顿时安静下来。他们当然不知道他已经宣布了对他们的判决。通敌者把他的话翻译给他们听。他说什么我没听见，但是村民们听了他的话之后静下来了，肯定不是判他们死刑。校官向我走过来。

“他说：‘我对这些农民提出一个处理办法。’我望着他的脸，那脸上既没有一丝紧张，也没有一点兴奋，他是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人。他接着说：‘我可以不处决他们，让他们到劳动营去，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这个村长必须当着他们的面亲手处决这两名凶手。’

“我说：‘我不是死刑执行人。’

“村民们开始疯狂地对着我喊叫。

“他看了一下表说：‘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无法思考的。脑子完全失去了条理。你应该记住这一点：从这一时刻起，我的行为已经没有理性，不受理性支配。

“我说：‘我别无选择。’

“他走到我前面一列士兵的末尾，从一个士兵肩下取下一支冲锋枪，似乎还检查了子弹上膛无误，然后端着枪走回来，双手把枪交给我，仿佛那是我得到的奖品。人质响起一片欢呼声，在胸前画十字，然后安静下来。校官注视着我。我想到孤注一掷，掉转枪口对准他。但如果这样做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全村人都会被杀光。

“我朝着用带刺铁丝绑在铁门上的那两个人走去。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德国人控制的报纸可以对此广泛进行宣传，他们会绝口不提对我施加的压力，而把我描绘成一个与德国人通力合作的希腊人。这对别的村长是一个告诫，对每个地方受惊吓的其他希腊人也是一个榜样。但是那八十个人——我怎么能说他们有罪呢？

“我走到距两名游击队员大约十五英尺的地方，之所以靠得这么近，是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过一枪了。出于某种原因，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敢看他们的脸。我看高墙和它的瓦片屋顶，看大门两边柱子顶端粗俗的装饰，看墙外胡椒树的叶子。但此时我不能不看他们了。年纪较小的游击队员好像已经死了，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他们对他的双手动过刑，我看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手指头上都是血。其实他没死，我听见他在呻吟，嘴里咕哝着什么。他神志不清了。

“再说另一个。他的嘴不是被打过就是被踢过。嘴唇严重挫伤，红肿得怕人。当我站在那里举起枪时，他红肿的嘴唇缩了一下。他的牙齿全被打碎了。他的口腔内部像一个被弄脏的阴门。我不顾一切想弄清真正的原因。他的手指也被压坏了，指甲被抽了，我看出他身上有多处烧伤。但是德国人有一个严重的失误，他们没有把他的眼睛挖掉。

“我盲目地举起枪，扣动扳机。什么也没发生。咔嗒一声，我又扣了一次扳机。枪还是没响。

“我回过头。温梅尔和押送我的两名士兵站在大约三十英尺之外观望。人质们突然大声喊叫起来。他们以为我没有勇气开枪。我转过身又打了一次。还是不响。我转向校官，用枪比划着，表示打不响。我在烈日下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但是没昏过去。

“他说：‘出了什么毛病？’

“我回答：‘枪打不响。’

“‘那是施迈瑟式冲锋枪，绝好的武器。’

“‘我已经试了三次了。’

“‘打不响是因为没上子弹。平民是不准拥有装弹药的武器的。’

“我看看他，又看看枪，还是不能理解。人质又静下来了。

“我很绝望地说：‘你叫我怎么杀死他们？’

“他笑了，那笑容像挥舞了一下军刀，瞬间消失。他说：‘我正等着呢。’“这下我理解了。我必须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与此同时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实地位。由此我看出他是个疯子，因此他是无辜的，因为一切疯子，无论他多残忍，都是无辜的。他是生活肆意塑造出来的人物，肉体和灵魂都极端丑陋。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刚愎自用，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神祇。在他的淫威中有某种超人的成分。因此在当时的情势下，真正的罪恶，真正的丑陋体现在其他德国人身上，体现在那些较少疯狂的尉官、下士、列兵身上，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一心灵间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