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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她的房舱里一直待到中午，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事务长请她到办公室去一下。他只是询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行李从那不勒斯运到罗马去。由于她原来准备的问话和答话与此迥然不同，她有点儿心不在焉。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她有个同伙将逃票者的尸体从舷窗扔到海里去了？几乎每个人都对她微笑，他们到底知道多少呢？是不是他自己从房舱的地板上爬起来了，现在正在什么地方养伤呢？要在如此巨大、拥有数千扇门的轮船里去寻找他让她望而却步。她在舞厅和酒吧里找他，在走廊尽头的扫帚间里搜索了一遍。当她走过一扇开着门的房舱时，她想她听见他在大笑，然而，当她停止脚步，笑声也戛然而止了，有人关上了门。她检查了一遍救生船—她知道那是逃票者惯于藏匿的地方—但所有救生船的篷盖都完好无损。如果她有些她熟悉的事干，例如耙落叶和焚烧树叶，她也许会觉得好受些。她甚至想询问侍者她是否能打扫一下走廊，但是她明白这样不妥。

她直到船在那不勒斯靠岸的时候，才又见到那逃票者。天空和大海灰蒙蒙的。空气湿漉漉的，这浓重的湿度让人心灰意懒。她想，这是不合时宜的一天，多么不像那春天和秋天最美丽的日子呀，不过这是许多阴郁日子中的一天，这些日子终究构成了一年的光景。在薄暮时分，他从甲板上和一个女人挽着手臂摇摇晃晃地走来。这女人不再年轻了，容貌非常丑陋，他们就像一对情人互相对视着，谈笑着。当他走过霍诺拉前时，他跟她说话了。他说：“对不起。”

这种终极的藐视让她生气了。她走回自己的房舱。一切都打包好了—她的书，她需要缝补的东西—她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再可以转移她的注意力了。她曾经做过的事是很难解释的。她并不是一个心不在焉或者没有心眼的女人，但是，她是在煤气灯和烛光中被带大的，她从来没有和电器或者其他家用机械相处融洽过。在她看来，它们似乎非常神秘，有时候还非常任性。由于她马马虎虎地对待它们，而对机械又一窍不通，因此，它们每每当着她的面不是损坏了，还击她一下，就是爆炸。她从来没有想到她自己有错，而是感觉在她和机械之间有一层模糊的隔阂。这种对于引擎的冷漠，再加上她的急躁和她对于逃票者的气愤，可以解释她的所作所为。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她的容貌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于是，她从手提箱最底下拿出陈旧的卷发器，将它插上电源插座。

他们漂流进了那不勒斯湾，船上没有一丝灯光。轮船没有动力，舵轮不起作用，只是顺着落潮，船尾向前漂流着。从港口驶来两艘驳船将轮船拖进了港口，同时，在码头上有一座发电机与轮船上的线路连接，这样，轮船上就有了足够的光源可以照亮旅客下船。霍诺拉是第一批上岸的乘客之一。那不勒斯人的说话声在她听来仿佛来自荒野。一踏上老世界的土地，她感到这旅途带给她一种彻骨的激动。她的先祖们数百年前踏上另一个大陆组成的新国家时，也感觉到了旅途带来的这同样彻骨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