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 革命_1968年夏末（第19/22页）

费伊用右手抚摩头上的肿块。这会儿已经基本上不疼了，摸起来很奇怪：一团异常的生长物，她皮肤下的一颗硬玻璃球。继续把玩这个鬼东西，她就能抵抗住诱惑，不问她渴望知道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分钟内逐渐成形，摆脱危险后她收拾思绪，用逻辑和理性的眼光审视今晚的遭遇，这些问题落入了她的脑海。

“费伊，听我说——”塞巴斯蒂安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她说，她再也忍不住了，无论额头的肿块摸起来有多么好玩。

塞巴斯蒂安露出哀伤的笑容。他低头看着鞋子：“唉，对，这个问题。”

“你熟悉那些建筑物附近的道路，”费伊说，“你怎么会知道？还有钥匙。你有牢房的钥匙。还有，你怎么会认识地下室的那些警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塞巴斯蒂安坐在那儿，像个被责备的孩子，他似乎甚至没有勇气直视她。

两人背后，艾伦·金斯堡也来到了这所教堂。他无声无息地走进大门，在疲惫的身躯之间穿梭，祝福沉睡的人们，抚摩还醒着的人的头顶，说赞美奎师那，赞美罗摩，以他特有的方式轻轻摇头，大胡子仿佛一只瑟瑟发抖的哺乳动物。

若是一个月之前，金斯堡的出现会引来许多关注。但此刻他是抗议景象的一部分，示威活动的诸多色彩中的一种。他走来走去，孩子们对他露出精疲力竭的微笑。他祝福他们，继续向前走。

“你为警察工作？”费伊问。

“不，不是的，”塞巴斯蒂安说，他俯身向前，双手互相攥紧，仿佛在祈祷，“更像是我协助他们工作。没有正式的身份，其实连协助都算不上，更像是我们共同合作。我们有着某种共识，某种互惠关系。双方都明白几点简单的事实。”

“什么事实？”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彼此。”

“你和警察。”

“对。警察需要我。警察爱我。”

“今天发生的事情，”费伊说，“看上去不像爱。”

“我提供热度，戏剧性。警察需要理由去打击激进左翼。我给他们这些理由。我印刷小报，声称我们要绑架代表、给饮用水下毒、炸弹袭击圆形剧场，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恐怖分子。警察要的就是这个。”

“所以警察可以像今晚这样，用毒气熏我们，殴打我们。”

“在电视镜头前，人们在家里看得欢呼雀跃。是的。”

费伊摇摇头：“但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什么促成所有这些……”她抬起胳膊挥了半圈，指着逐渐坐满避难所的鲜血淋漓的年轻人——“所有这些疯狂，这样的暴力？”

“因为警察打击得越凶，”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一方看起来就越强大。”

“我们这一方？”

“和平运动。”他说。“警察越是打击我们，我们的主张显得就越正确，”他靠回椅背上，呆呆地直视前方，“其实真是绝妙。抗议者和警察，进步力量和权威——他们彼此需要，因为他们都需要可供妖魔化的对手。想感觉你真正属于某个团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出另一个团体去憎恨。从广告学的角度说，今天之所以如此神奇，这就是原因。”

两人背后，金斯堡在教堂的诸多长椅之间行走，悄然祝福在那里沉睡的人们。费伊能听见他吟唱印度教颂歌的单调声音。她和塞巴斯蒂安望着祭坛，石雕的圣徒和天使。她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他。她觉得受到了背叛，更准确地说，她觉得她应该感觉受到了背叛——她从未将自己视为和平运动的一分子，但有许多人这么认为，因此她努力为了他们而感觉受到了背叛。

“费伊，听我说。”塞巴斯蒂安说，他用胳膊肘撑着大腿，呼吸沉重，眼睛盯着地面。“那还不是完整的真相，”他说，“真相是，我没法去越南。”

教堂里的光线开始变暗，抗议者走进大门的涓涓细流已经停止流淌。尘埃落定，人们三三两两地沉沉睡去。没多久，照亮教堂的就只剩下了圣坛上的蜡烛，那是一种柔和的橘红色光线。

“我跟所有人说今年夏天我去了印度，”塞巴斯蒂安说，“其实并没有。我在佐治亚州，军队的训练营。他们本来要送我去越南，但忽然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做个交易。市长办公室的职员，说小伙子我可以帮你走走关系。他们知道我有一份小报纸，在社会运动中有一定的可信度。他们说你刊登这种文章，我们就把你弄出军队。我对上战场连想都不敢想。于是，我就接受了他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