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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这曲花儿，把他们两人的眼睛给唱潮了。

晚饭后，我们就去西楼三楼。说实在的，我的心有些跳，有种就要见到亲人的激动。

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张面孔。木子李和石书棋看着我。我问服务员，那玉红今天休息？

服务员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找她有事吗？

我说有点。

她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朋友。

她说，恐怕不是朋友吧。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说，既然是朋友，你不知道她的事？

我说不知道，我刚出了趟远差。

她讥诮地笑了笑，说，那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的心里一紧，忙问怎么回事。

她说，死了。

我就一下子凉在那里。

必须承认，我喜欢那玉红，却从来没有想过“目标”，或者说是“结果”，只是喜欢。包括每年给她寄贺卡。我还承认，给除那玉红之外的任何一个女孩子寄贺卡，多多少少都是有目的的，但唯独对那玉红没有。或者说，对她，寄本身就是目的。假如一定要从中找个目的来，那就是：在想起要给她寄那张贺卡的时候，在往那张贺卡上写字的时候，在把那张贺卡投向邮筒的时候，有种难以言说的幸福。

此刻，我的眼前是一张贺卡，那是一幅旧年的图案。如果有人在场，他一定会看到，一个穷书生，在一个零星地落着雪花的冬天，在小镇破旧的邮局门口，从一堆贺卡中看到它时，目光像花一样盛开。

贺卡的名字叫：站台。

显然是冬季，很深很深的枫树林，一个深黑的枝杈间，独独地停着一片叶子，像是一个红唇。

不知多少次被这张贺卡感动过，不知为它写过多少首诗，现在，大多都记不得了，只有一些零星的句子还在脑海：

如果说

你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

却为何

兀自凋零

如果说

你不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

却为何，要落在我

晚点的目光里

但跑遍了所有的摊位，却再也没有找到“站台”。

人真是奇怪，但凡喜欢的东西，总是舍不得给别人。这张贺卡也同样。本来要寄给那玉红的，但下了几次决心，都失败了。心想着等再见到第二张就把这张寄给她。谁想一直没有遂愿。多少年来，它就一直在一个十分隐秘的相册里夹着，和许多隐秘的心情在一起。

不知为何，这年却轻易地把它拿了出来。

并且一想到把它交由她收藏，心里反倒有种大欢喜大轻松。

新年，其实是一种想念的理由

月满西楼的时候

你的钥匙

在打开

谁的房间

向西，那是一种幸福的方向

祝福树上最红的花

为你盛开……

如许句子，最终都否掉了，最后，任何祝福的话都没有写，只在其中夹了一张名片。

不知是什么时候，木子李在我肩膀上拍了一把，才把我拍回来。我问怎么死的？服务员生气地说，你问这么详细干吗，你是公安局的吗？

我们只好知趣地回去。

一直到房间，他们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打开电视，木子李却给石书棋说，让北隐一个人待一会儿，我们去街上走走吧。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流泪，结果涌进心里的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

有点像是那天把“站台”投进邮箱。

躺在床上，我在想，是谁收走了我的那张贺卡？

后来，我才知道，那玉红结婚正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婚后那玉红应聘到招待所当服务员。前不久又开了一个茶馆，生意很红火的。但就在她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不知因何服毒自杀了。

几年之后的今天，我坐在书案前，再次翻阅木子李的《岸边的日子》，当我读到第135页：我们被一条河拦住，河水汤汤，车子不敢贸然开下去，我和北隐下河，脱鞋，试水深浅……

站在此岸，用青草擦鞋时，我突然看到，河水以一种少见的从容向远方流去……

那玉红的名字再次从我的脑海中跳了出来，就像土匪。

世界上最好看的手

按照刘辉的意思，哪条线都可以去，唯独这条线不能去。但李北烛坚持，哪条线都可以不去，唯独这条线不能不去。喝了点酒的刘辉就火了。他说，如果出了事怎么办？这个责任谁负？李北烛说我负。刘辉说你能负得起吗？李北烛说我带来的同学我当然能够负得起。刘辉说但现在在我的地盘上呀，饭是我管的呀，车是我租的呀，心是我操的呀。李北烛说，要不要签一个生死合同？刘辉就叫服务员拿笔和纸。李北烛就果然写了一份说明，说明此行一切责任由他本人承担，和刘辉无关。尽管签字画押，但刘辉仍然苦口婆心，说，你明明知道左春玫的心脏不好，红鼻子外国佬的身体状况我们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可你非要冒这个险。接着举了许多最近“没有下来”（从山上）的例子。说，这事可存不得侥幸，一旦有事，想撤都来不及。李北烛说，生死在天，在劫的难逃，如果没犯在青海，就没事，犯在青海，躺在床上也死人。再说，我们可以备足氧气，带够红景天口服液和救心丸。刘辉说，那当然，但我还是要给两位客人说清楚。李北烛说，你可千万别说，这样反而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本来没事的都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