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下高低杠

午饭过后,毕文静坐在办公桌的电脑前。她一只手握着鼠标,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眼皮开始打架了,屏幕上的字越来越模糊。她隐约听到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敲键盘,有人在旁边的饮水机上接水,有人在招呼着结伴外出买零食。同事们走来走去,鞋子踩在地毯上,脚步声低沉而杂乱。

她不明白怎么没人睡午觉。她在运动队睡了十三年,退役后又在大学睡了四年,整整睡了十七年的午觉。她好想在桌上趴会儿,可作为李宁公司市场部的新员工,她觉得那样不好。她已经不再是什么高低杠的世界冠军,她现在是公司白领了,白领是要注意形象的。

办公桌下的脚还在疼,那是穿高跟鞋穿的。她们这些练体操的姑娘脚面比一般人宽,五个脚指头往高跟鞋里一挤,就会疼得难受。可她不甘心,整个早上她都跟这鞋叫劲,使劲在地毯上跺。午饭回来,她终于忍不住把它们脱下,发现脚已经肿得像红萝卜了。

退役那会儿,她就想:以后念完大学,一定要去公司里当白领,一定要穿着高跟鞋上班。好几次她都梦见自己穿着高跟鞋在街上走,走得飞快,好像生下来就穿着它们一样。过去的二十来年里,她除了穿运动鞋就是光着脚。进体操馆光着脚,出体操馆穿运动鞋。每当街上有婀娜多姿的姑娘踩着高跟鞋从她身边走过,她就会心生羡慕。她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对高跟鞋有那么多的向往。那是她的梦想,现在她的梦想实现了,却发现脚会疼。她把脚从鞋里抽出来,放在地毯上。她越来越困,想睡却不能睡,这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她把手掌蜷起来,把指甲掐在脸上,很快她就适应了这种疼,睡过去了。

毕文静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市一个叫新泰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穷的县级市。

她是超生的,上面是姐姐,生下来爸爸就叫她“小停停”,不是亭亭玉立的“亭”,而是“停止生女孩”的“停”。爸爸很得意给她起的这个小名,因为第三次尝试总算有了个儿子,她和姐姐也有了弟弟。在她的家乡,姐姐、妹妹、弟弟是三个小孩家庭的固定模式。没男孩的家庭会被欺负,走在大街上都得低着头,尽管违反国家政策,但都彼此理解,这是习俗。

超生罚款给了她家很大的经济压力。妈妈是家庭妇女,只有小学文化;父亲念完高中后,卖过水果,卖过鱼。她记得爸爸卖鱼的时候不敢抬头,说是怕熟人见了过来帮忙买,又不好意思不给熟人便宜。她那时觉得奇怪,人们干吗要吃鱼,味道那么腥。

后来,爸爸开上了出租车,早出晚归地满街转。她5岁那年,有一天,爸爸看到体操学校门口贴了张招生的告示,不交学费,发小衣服,还能锻炼身体,便送她去了。

刚开始,她喜欢这里。因为在家里是玩,来这里也是玩,这里小朋友多,教练还带着她们做游戏。可渐渐地,她发现这里越来越不好玩,每天要压腿,要跑步,要蛙跳,还要让家长给自己缝沙袋来绑在脚上。

沙袋是妈妈缝的,一个大大的沙袋,绑在小腿上都满了。夏天跑步,一院子的土,一圈一圈地跑,土也一圈一圈地起,大家都在那里跑,也不知道吸那些土对身体不好。冬天,她不想去练,可妈妈每天天不亮就把衣服在炉子边烤暖了,逼着她穿上,送她去。她觉得妈妈特别不会心疼人。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小孩子有权利躺在爸爸妈妈怀里撒娇,她从来没有躺过,也没见身边的小伙伴躺过。每天她都会哭,她觉得累,但教练的指令不能不听,哭是她唯一用来表示自己不满的办法。

也有开心的时候。偶尔,教练会带着她们到附近一些地方表演体操,这时候她们总是心花怒放,因为通常都会发面包,发火腿肠,甚至是发衣服。至于去了哪儿,她们并不关心。

训练完了休息的时候,也很开心。练得好的教练给买西瓜,买冰棍吃;练得不好的就只能在旁边看着,可她总是有的吃。她的体操天分慢慢显露出来。其他小朋友学很久都学不会的动作,她很快就能学会。教练总是说,“文静这孩子,真是块练体操的料,将来肯定能出成绩”。

她那时候不知道练体操的将来叫运动员,也不知道不练体操的人以后叫什么。她认识的所有小孩都是练体操的。她以为这就是所有小孩子的生活。长到这岁数就要来到这里,就像饿了要吃饭一样。

练了两三年,动作成形后教练告诉她,该去比赛了。比赛是什么?比赛就是人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拿第一!拿第一干吗呢?让你拿第一你就拿第一,让你平衡木上别掉下来就别掉下来,听教练的话就是好孩子,别问这么多!教练是她完全相信的人,教练让干什么她就干什么;教练说不许哭,她就会擦干眼泪,忍着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