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下高低杠(第3/5页)

在美国机场,她第一次见到自动扶梯,她和桑兰兴奋地逆着方向在扶梯上跑上跑下。跑累了,就趴在地毯上打扑克牌,她们觉得地毯可干净了。她跟桑兰住一个房间,桑兰那次也是头一回出国,她们在床上翻来翻去。她们一直用浴缸边那条厚厚的毛巾擦头,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是铺在地上弄干脚的。孟菲不让她问,她也就没敢问。

1995年年底,她又和奎媛媛去澳大利亚比了一个世界青少年锦标赛,那一次女子项目总共有五枚金牌,她拿了四块,还有一块是银的。她让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一次次站起来升国旗,把大使激动坏了。大使带她去看考拉,看袋鼠,去参观悉尼歌剧院。一回忆起澳大利亚,她总是特别开心,她觉得那是给她带来福气的地方。

从澳大利亚回来,教练开始早上给她熬乌鸡汤、甲鱼汤,晚上给她用药酒擦脚,帮她按摩,因为训练越来越苦。教练说,出成绩就这几年了。

男选手是幸运的,十八九岁还没有出来,二十四五岁参加一次奥运会,二十八九岁还可以再参加一次。而女选手满15岁才能参加奥运会,十八九岁体能就不行了,黄金期只有三年,也就是说,运气好,奥运会能赶上一次。如果出生年份有一两年的出入,也就错过了。

她刚满15岁,到国家队的第二年便赶上了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候场的时候,她发现场地好大,观众一鼓掌,耳朵都快震聋了。那里全是记者的闪光灯,闪得她身上起鸡皮疙瘩,想尿尿。

她的对手是俄罗斯老将霍尔金娜。高低杠曾经是中国体操队的强项,可自从霍尔金娜出现后,这个项目就被霍尔金娜垄断了。对于霍尔金娜来说,她只是若干对手中的一个,对她而言,霍尔金娜是她唯一的对手。她15岁,第二次参加世界大赛,而霍尔金娜当时已是欧锦赛和世锦赛的冠军了。

她得了9.837分,霍尔金娜得了9.850,相差0.013分。低杠上的一个松腰动作,她突然觉得高杠离得太远,因而产生了心理恐惧。尽管教练在旁边唉声叹气,可奥运会亚军的成绩还是把她高兴坏了。莫慧兰、刘璇、奎媛媛她们三个是冲着冠军去的,都因各种原因,没能进入决赛。她是冲着尾巴去的,却得了亚军。从美国回来,她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谁也没办法欺负她了。她当时并不知道,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别有多大。八年以后,她和霍尔金娜在北京饭店吃饭时,当旁边的服务员称霍尔金娜为奥运冠军,却不知道她是谁时,她才知道亚军跟冠军完全是两个概念,她才意识到那0.013分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1998年3月,她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杯体操系列赛法国站比赛中,获得了女子高低杠冠军。这是她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称号。她的高低杠动作“扭臂转体360度成反握大回环”被国际体联命名为“毕氏转体”。

当她沉浸在“世界冠军”的喜悦中时,桑兰在美国的友好运动会中受伤了。受伤对于到外地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是常事,断胳膊断腿,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也就是用轮椅抬回来。桑兰没有回来。慢慢地,桑兰的消息传了回来,她才知道这个朝夕相处的好朋友颈椎断了,腰折了,高位截瘫了,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

那是一种恐怖的感觉,她们当时都还在练着。那段时间,她会通过深呼吸来帮助自己克服恐惧,继续训练。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人过马路被车撞了,但该过马路时你还得过。

1999年,有个世界锦标赛,名单下来,她没找到自己的名字。她想:该是退役的时候了。

莫慧兰早她一年退役。莫慧兰是她在国家队最要好的朋友,她们无话不谈。退役时,莫慧兰还没找到新住处,仍住在国家队的宿舍里。于是,总有人跑来问莫慧兰:“铺位有限,你什么时候搬走啊?”

国家队只是一个容纳运动员集训的地方,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老队员走了,房间马上要给新队员用。所有的运动员退役时都要到自己的省队去办理退役手续。提出退役的当天,她就买了回济南的火车票,并开始打点行装。

退役不是突然间决定的。练得好的时候,没人会退役。看着别人退役,看着自己的水平在下降,看着小队员的水平在提高,退役就是必然的了。她的心很平静,完全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那种挣扎。

在北京待了五年,她大包小包买了不少东西,现在都得往家运。在济南,她送了好些礼物给省队的朋友,都是些国外比赛时买的纪念品和发的各式各样的T恤衫。

退役手续很简单,盖几个章,领了2000元退役费后,就算办完了。

从小到大,她身边都有队友、教练。教练告诉她,除了刻苦训练,为国争光之外,什么都不用想。可现在手里拿着这2000元钱,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大学会接收她们这些过去的体育明星,但她们得自己想办法找学校。她最想上的是北大,可一打听,人家说,名额已经满了,明年吧。后来,她又想上人大,可想了想觉得不大可能,每年多少退役的人,谁都比她有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