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骑天涯（第4/5页）

记者们喜欢问他一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他很少告诉他们是签证，这会让他觉得没面子。他会跟他们聊去乌干达布隆迪的路上，浑身过敏，长红斑；跟他们聊在肯尼亚没遇到狮子，只遇到了一些狒狒，而狒狒如果不小心被惹怒了，也是会吃人的；跟他们聊自己刚到东亚时睡在庙里，那里有很多蛇，差点把他咬死；告诉他们冬天要往赤道南边骑，夏天要往北边骑，独自旅行最好住在坟地、加油站、教堂或是警察局的院子里，因为那样才安全；告诉他们如果不能找块木板垫着，宁愿在书包上坐一晚上，也不能在草地上睡，因为睡眠状态下受的寒，一辈子都好不了；告诉他们山是最让人绝望的地形，地图上不远的距离时常让他精疲力竭，要么滑下来，要么推着上，很少有能骑的时候，晒伤、脱皮，连着一周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上不停地翻越，还有无数小虫子迎面而来，绕过这个山头依然是另一个山头；告诉他们那次在危地马拉的山里，自己又饿又累，晕倒在路旁，路过的当地人以为他死了，叫来了警车。

他从不跟记者诉说自己的孤独。人们钦佩他，把他视为“孤胆英雄”，他又怎么好意思唠叨自己的孤独呢？

他会跟他们分享中国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奥运会，跟吃大餐相比，骑完一天车，能找个地方用热水泡泡脚就是最幸福的事，等于享受了那种叫做“周林频谱”的东西。

七

“富丽华大酒店”、“华人基督教会”、“巴西某某自行车店”……各种莫名其妙的印章盖在他护照的签证页上，那都是帮助过他的。一开始，他也写日记，记录那些奇闻异事和帮过他的人，但很快他就放弃了，因为总有记不完的东西，而日记本里的那些纸都是木头。远道无轻载。

旅途中遇到的华侨大多对他不错。印尼华侨给过他2500美元，巴西华侨给他捐过价值人民币20000元的自行车。

他只要说，“大哥，这剃须刀救济给我吧”，别人就会给他。

华侨们跟他说了很多话。

有的说：“前面只要还有亮光，就坚持。”

有的说：“骑得差不多就得了，我有个女儿挺不错，就留在这儿吧，干吗非要上西天，女儿国也挺好。”

留下的机会太多了。一路上，不少漂亮富有的姑娘对他一见钟情，劝他留下。当他婉言谢绝时，姑娘们又表示会等他回来。他总是笑笑，他知道，时间不等人，感情也不等人。对他来说，在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只取决于获得下一个国家签证的时间，以及骑到下一个口岸的时间。实现梦想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困难，还有欲望。常年在外，看似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缺了自制力也是危险的。

华侨常用一些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美德来夸赞他。他知道那并不是什么美德，只是为了实现梦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也知道睡席梦思比睡在地上舒服，油焖大虾比干面包好吃，跟姑娘共度良宵比独自熬过漫漫长夜更有乐趣……但为了实现梦想，他必须像珠峰大本营遇到的那个日本人一样自律，远离各种诱惑。

“这世上好人多，坏人少，但特别好和特别坏的人特别少”，这是父亲对他说的。有热情就会有冷漠。在秘鲁首都的唐人街，他一连推开了17家华人商店的门，请求给点吃的，住一晚，但都遭到了拒绝，直到最后一家给了他一点钱，他心里清楚，给钱的人，是不会留宿他的。

八

“你骑车时听歌吗？”

“傻逼才骑车时听歌呢，哥们儿骑车时精神别提多紧张了。”

郭大浩脱掉右脚的鞋和袜，向我展示脚后跟上那道清晰的伤痕，那是被吉普车保险杠刮断脚筋后留下的。尽管他骑车时竖起耳朵，频繁回头，可还是被刮到了，吉普车在他的痛苦中呼啸而过，在2000年的希腊和保加利亚边境。医药费是天文数字，幸好得到当地侨界的帮助，他住了45天的院，养了半年伤。从那以后，他骑车成了逆行，迎面而来的车用灯晃他，用喇叭吼他，他都无所谓，习惯就好了，主动规避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行车没有后视镜，他也没有长后眼。

他偶尔也会泛起乡愁，也会对旅行感到厌倦，也会怀念母亲的炸酱面。他没心思去考察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但他喜欢在路上遇到那些为梦想而拿出另外一种气势的人。

在巴西亚马孙平原上，他曾遇到了一个德国的建筑工程师，那人的梦想是看遍世界上的鸟。在德国挣一年的钱，出国看一年的鸟，然后把新看到的鸟添进自己的鸟类名单。那个德国人告诉他，巴西是自己最喜欢的国家，因为在那里能看到色彩最斑斓的鸟。德国人问他最喜欢哪个国家？他回答说：“如果我在土耳其办德国签证，德国签证官看完我那堆报纸和护照说声，‘欢迎来德国’，并马上给我签证，德国就是我最喜欢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