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第2/4页)

“我的目的很明确,只要能把树留下来,管它是谁的呢?反正都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他耸耸肩。

远近乡村缺钱需要砍树的人,动手前都会给邢诒前捎来口信。如果“老板前”(邢诒前的绰号)需要,树就卖给他了。

环保,公益这样的事情,对于商人而言,有时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做,有时是因为他们想去做。帮助乡亲们解决燃眉之急,是他本来就想去做的,即使不买树,他也会去做。对他来说,这并不难,难的是村里的人要发展经济。要把自己地上的树木全部砍掉,去种胡椒、芒果、槟榔、荔枝等经济作物。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阻止他们。乡亲们不理解,政府也不理解。政府说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乡亲们并不觉得,住在有树有鸟的地方就算过上了好日子。

不过,大家都知道邢诒前是好人,是在花自己的钱为家乡做好事。没人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树毁在自己手上。但毕竟孩子大了得上学,老人病了得进医院,这个社会,什么都得用钱,靠山吃山,砍树卖钱是没办法的事。就这样,依照树木的年头品种,他们会从“老板前”那里点到钞票。十年间,他买了多少树,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有些树原封不动地在那里被邢“买了”好几次。

为了让大家不再打鸟,他买来大筐大筐的鱼,倒进保护区的湖里,让大家免费来钓,钓起多少,拿走多少。这是他培养乡亲们其他兴趣的方法。

树木成林,白鹭成群的时候,邢诒前早就不是什么亿万富翁了。事实上,他早就开始陆续出售资产。先是大卡车,接着是小汽车,然后是海边别墅。到了2002年,位于文昌市东部海岸的500亩土地,因多年没有开发被政府收回。最后一部汽车,他送给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以抵偿拖欠的工资,而助手又转手卖给了别人,因为根本没钱买汽油。

海南泡沫。当地产商们的资产开始大幅缩水时,他却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移栽树木、精心培育“名人山庄”上。他错过了调整自己资产的最后时机。好几次,他放弃了重要的商业谈判,匆匆赶回家乡,只是去买棵树。生意伙伴摇头叹息,说如果邢诒前不离开他那个什么该死的保护区,就完蛋了。

邢诒前开始建设自己的生态文明示范村时,突然没钱了。他发现自己用完了所有的存款和现金,从那天起,他开始节俭度日。第二年,他回到香港,凑了70万港元,其中相当部分,是妻子的私房钱。返回海口后,他听说某个地方有很好的树可能被砍伐,立刻赶到那里。结果,他不但买了树,还花钱给村里修了路。本应用于挽救危局的钱,就这样又没了。

日子一长,村里打鸟的人也就少了。到后来,有个村子决定,发现打鸟者,罚款100块。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在已不能支持自己大手大脚的紧张预算里拿出1000元让人送去。他说,人都需要奖励,何况是村子。

他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人,对于困难有自己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他感到困惑。

“那时候教我们要大公无私,要助人为乐,可我现在这么做了,却被富人们视为一个失败者,一个笑话,而媒体则把我塑造成一个悲壮的形象。”

有时候,他也觉得媒体挺逗。

“他们会来征询你的意见,但不会听你的。”他咧嘴一笑。

“有一次,一家报纸将写好的稿子发传真过来,让我确认稿件是否有问题,我在旁边写上‘此文万万不能发表’发过去,可没过两天,他们还是按原文发了。”

那报纸并没说他什么坏话,因为没有人会忍心说他的坏话。只不过,他觉得媒体不断强化他“失败者”的悲壮形象对保护区将来的发展不利。

有时候,他也会想起自己原来当富翁时的生活。

那阵子,城里的大酒楼里常常可以听见自己喊“埋单”的声音。吃的是龙虾、鲍鱼,喝的是茅台、XO,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很久都没喊“埋单”了,但他仍然喜欢请人吃饭。

傍晚来临时,他常常会在白鹭湖边一棵有着茂盛树叶的老榕树下招待那些来看望他的人吃饭。忙碌的“人物们”不来了。围坐的客人换成了附近溜达过来聊天的村民,曾经一起跟他到处买树的老员工,被好奇心和验证感驱动而来的记者,感情质朴却又心事重重的志愿者……

鱼顿顿有,每天从湖里捞。炸的、煮的、蒸的,味道鲜美,百吃不厌。运气好时,能赶上蘑菇汤。加点盐,做成汤,奇鲜无比,蘑菇是从林中发现的,可遇不可求。

“环保的事我已经关心过了,如果我做的一切,丝毫没有唤起那些有能力的人继续环保的话,那不是我的悲哀,那是社会的悲哀。”一天晚饭后,他突然声音低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