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暗中来，到白云中去（第9/12页）

如果要我以一个词来概括我对黄灿然的印象，我选择“平静”。身居香港这个繁华之都，黄灿然的写作却没露丝毫浮躁的苗头。香港带给他的不是令人无所适从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而是不同生活习惯和写作观念的冲突，黄灿然却又能将这些不同元素完美地综合利用，这极大地成就了他的写作，特别是文学评论写作和文学翻译。

在我看来，黄灿然的文学评论和翻译的成就不在诗歌之下。因此，要写黄灿然，不可能避开这两方面的成就。

黄灿然说，他的一生大概只会写两三部评论集：一部试笔集，一部成熟集，最多再加上一部余响集，试笔集便是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的《必要的角度》。

有意思的是，黄灿然把《必要的角度》谦称为“试笔集”，这本书却令我有找到知音的感觉。2002年夏天，我从桂林的一家书店里看到这本书时，就揭开了我对黄灿然的诗歌之外的另一种阅读，即文学评论和翻译作品的阅读。这些年，我在刊物和网络上读到了黄灿然的大量文字，这些文字长短不一，无论是论及外国诗歌大师还是与我相识的朋友李少君、杜涯等人，我都深爱不已。我还购买了黄灿然翻译的多部著作，比如他对苏珊·桑塔格、卡尔维诺的译本。

《必要的角度》讨论的问题都很细致，可谓抽丝剥茧，切实可行。比如关于诗歌的分行、在诗句中标点符号的作用等等，说出了现代诗形式上的部分奥妙。我平时对此多有感触，也曾经多次想动笔写这样的经验之谈，但每一次都是因为担心笔力不逮而作罢。《必要的角度》彻底断绝了我的念头。该书中讨论诗歌翻译问题的部分更值一读，关于译诗的个性化、直译和意译的长短、翻译与现代敏感等等，均为行家行话。而对异域诗人的评价与介绍，对国内诗歌翻译状况的批评，无异于为我等“外文盲”安装上另一双眼睛。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谈到了漓江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中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一书的翻译。黄灿然肯定了该书散文部分的翻译质量而对诗歌部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资料翔实，见解独到，让人读后豁然开朗。的确，翻译是个问题，特别是诗歌翻译，如果译者对原作背景和作家的风格缺乏发自内心的体察，而且本身诗歌素养不足，匆忙上阵，结果只能使本来优异的作品变得平庸，并且误导读者。

除了购买过黄灿然翻译的苏珊·桑塔格和卡尔维诺，我还读过黄灿然翻译的《卡瓦菲斯诗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对于诗歌翻译，黄灿然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译诗和文学创作一样，译者必须有所感而译，他译的全部是打动过自己的诗和诗人，但即使如此，“尚有不少打动我的诗和诗人是我不敢译或暂时不敢译的，因感到译出来的效果比不上自己受打动的深度”。于是，黄灿然提出了“一手感受”和“二手感受”的说法：“我是在平时广泛阅读中遭遇我所译的诗人和诗，而不是二手的。我说的二手，是指一种普遍的现象：译者译某诗人或某首诗，并不是自己从阅读中发现的，而是先受了别人的译文打动然后找来原文并参考原译文重译，并试图改善别人的版本。这样译的时候，译者的注意力转向文字的讲究和比较，而完全没有我所称的那种先被打动。即使不是重译别人，而是看了别人译的某诗人而被打动，于是找来那诗人写的其他诗来译，而自己却并未被这些要译的诗打动，也仍属于二手感受。这种翻译我认为意义不大，就像写诗时没有深刻的感受力一样没有意义。相反，即使以前已有很多译本，但译者在读原文时受打动并翻译之，而不去理会已有译本，这也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同样地，即使是转译，如果转译者是被原译打动并转译之，仍是第一手感受的翻译；相反，即使从原文翻译，而译者并未被所译的诗打动，仍是第二手感受的翻译。另外，我们鉴别一位译者有没有第一手感受，一个指标是译者是否为我们介绍新的外国诗人并吸引我们，或以前已有人译过但我们读了没感觉而这位译者的版本却使我们对那个或那些诗人有了全新认识。”

关于卡瓦菲斯，近几年陆续读过不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黄灿然的译本，它精到、朴实，有节制，有时候短短几句，就能给人无穷思索。我不懂英文或希腊文，不知道黄灿然是否又做了一回“叛徒”，但我一相情愿地认为黄灿然还原了卡瓦菲斯的精妙之处。我不知道，黄灿然的卡瓦菲斯译本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至少在我看来，这是符合他的“一手感受”的要求的，因为我对另外的译者，怎么读都不大喜欢。通过这条路径，对照国内某些诗歌翻译家的“成果”，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辨别出哪些翻译是“一手”的，哪些是“二手”的。有两个翻译家，翻译过十多个欧美国家的诗人的诗集，而我们读来，竟然发现他笔下所有诗人的风格都是一样的，毫无疑问，译者对自己所翻译的诗人作品没有“一手感受”，只不过是为翻译而翻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