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莱普提斯

二十世纪快到末尾的时候，我住在罗马，渐渐知道了什么是“遗址的宏伟壮观”。有一天下午，在哈德良行宫的时候，我的朋友莫妮卡告诉我，她是在的黎波里出生的，还给我看了一些她父母的黑白照片。照片里他们才二十出头，站在利比亚地中海海岸线边上的古罗马废墟上求婚。她父亲马里奥身穿白色衬衫，打褶的灰裤子，她母亲安娜穿一件白裙子，两人的照片散发出理想中的殖民地的浪漫。他们皮肤晒成棕色，戴着墨镜，斜靠在柱子上，在一堆遗址废墟上休息。天空看上去蓝得惊人。在其中一张照片里，马里奥揽住安娜的肩膀，另一张里，他们手牵着手。照片中背景通常是大海。在他们前面——拍照者的后面（在一张照片里可以看到一长条阴影）——我想，是沙漠，广阔的撒哈拉大沙漠。

我想知道，大海与沙漠之间的这片废墟，叫什么名字？

“大莱普提斯。”莫妮卡说。

在叙利亚、土耳其或突尼斯，可能还有其他遗址同样令人震撼，还更容易前往。但从那一刻起，大莱普提斯仿佛有了魔力，成了所有古迹的中心。大莱普提斯，就连这名字都在召唤我。一听到它，我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得去那里，亲眼去看它。

许多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去成那里。在洛克比空难(1)嫌疑人被移交之前，在利比亚官方就其驻伦敦大使馆枪击英国女警伊芳·弗莱彻一事道歉之前，去利比亚几乎是不可能的。偶尔，针对那些对考古学或横穿撒哈拉大沙漠有着特殊兴趣的人，官方可能会批准行程，但是想要以个人游客身份，在无人带领的情形下进入利比亚是绝无可能的。

然后突然，一切变得可能了。在纳尔逊·曼德拉的介入下，洛克比空难嫌疑人被移交荷兰接受苏格兰法律审判。利比亚人为伊芳·弗莱彻一事道了歉。作为酬谢，英国取消一项关于重击卡扎菲的军情计划。两国的关系有所好转。英国航空公司开通了直飞的黎波里的航班。

可以去利比亚了，但还是非常困难。即便我已经办好了签证，预订了航班，却难以获得相关的旅游信息。邻近的埃及和突尼斯有许多旅行指南，但利比亚却什么都没有。我甚至买不到一份地图，也订不了一个酒店。我买过一本关于莱普提斯的书，尽管我对那里充满了迷恋，但只读了开头几页就读不下去了，理解不了这个城市的起源、历史、建筑风格、辉煌及随后的没落。它建于史前的某个奇怪的时间，就在腓尼基人的定居点上。这点是肯定的。竞技场落成于公元1年（一个容易记的年份），公元109年并入图拉真皇帝的殖民统治之下。大莱普提斯真正惊人的遗址是在罗马皇帝塞维鲁的统治期间（公元193—211年）建造的。之后，除了（被汪达尔人）毁坏于公元523年及不久后（相对而言）被拜占庭人收复之外，其他都是一片空白。

坐在飞机上，我想，我是不是准备得太不充分了。住在罗马时，我已经读过许多皇帝的奇闻轶事，关于他们的残暴。除此之外，古迹的特点就是，读起来实在太无趣了。（“到最后，你会厌倦古迹的世界，”阿波利奈尔在《时区》这首诗中写道，“你会厌烦希腊和罗马的遗址生活。”）我对无聊并不陌生。人生的大多数时间内，许多事情都让我感到无聊，不过同样也有许多事情让我沉迷。遗址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结合——就像我生活中两种电流的短路——生平第一次，我对感兴趣的事物感到厌烦。我没有纠结。我会一无所知地去莱普提斯。对古典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说，去莱普提斯可能是毕生研究事业的顶峰，但我只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我挖掘往事。或许这样更好。奥登肯定也这么认为。在《考古学》一诗中他写道：

知识或许有其目的，

猜想的快乐却总是

大于知晓

我本打算继续下去，相信无知（而非猜想）的力量是一种探查的工具。福柯提出“知识考古学”，而我的莱普提斯之旅将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无知考古学。

先前也有过这样的例子。罗斯金(2)回忆他在罗马度过的一个下午，“看到古罗马的广场、角斗场等。之前我不知道那种广场是什么样子或曾经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三根柱子或七根是怎么把它连在一起的，也不知道塞维鲁拱门……但是，这一切有个好处，不管我有什么样的天赋，我都能看透它们的灵魂……广场和神殿原来是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在乎。”

我受到了鼓舞，却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如果不知道事物是什么，你能看透它们吗？如果你想清楚地表达在一栋建筑物中所看到的，你必须用到许多建筑术语，而也许“观看”这种行为本身也是依赖于这些词汇的。不懂得词汇，你不仅是哑的，更是盲的？我去莱普提斯，难道是为了不看吗？在自信与极度怀疑之间摇摆不定的我，感到自己正处在方法论恐慌的边缘。随着这种恐慌逐渐加深，我觉得自己的信心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