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内的雨

由于某些现在看来不值得一提的原因，我曾以为，想要写完一本早已放弃的书，唯一的办法是搬去底特律生活。还在罗马的时候，我就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它将是一本关于古迹废墟的书，而我自己却渐渐成了废墟。我无法阅读，无法写作，无法做任何需要集中精力的事情。我总是被很多事情干扰，一件接着一件。所有的一切都互相抗衡互相毁损。没有一件事情是令人满意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正常的。在外面的时候，我想回家；待在家里的时候，我又想出去。最极端的时候我会想，我得坐下，但等我一坐下，又会想，我得站起来，然后等我一站起来，我又想再坐下。我成天就这么坐立不安。我觉得自己正在变成特洛伊，那个我在修习所里遇到的小伙子，他的坐立不安曾给我带来很多消遣。我静不下来。就算我真的坐下来了，就算我坐下来并且意识到，坐下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不出几秒钟，我还是觉得再加点别的事情会让坐下更惬意。我可能会觉得，坐着干点什么事情会更好，比如喝杯茶，读一段叶芝的诗，或者听听音乐。刚坐了三十秒，我又会起身，去厨房泡杯茶，或去书房，在那里，别的东西又会让我分心，我可能又会开始做别的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又会再次放弃。这样，等我再次回到沙发前，那个时刻——想坐下的时刻——又过去了，我就不想坐着，我又会起身，去洗手间确认水龙头是不是拧紧了；或者去厨房开窗户，再关上，然后打开卧室的窗户——我又关上，再去厨房开窗户。或者拿起电话，确认之前是不是把听筒放好了。我越来越习惯于这种心烦意乱的状态，根本不再多想什么。然后，我读到《草地上的影子》中的一段话，作者伊萨克·迪纳森(1)讲述了一位画家在一战期间经历的一次精神失常：“我在画画的时候……觉得应该去银行存钱。在银行存钱的时候，我又觉得应该去散个步。然后，等我从家走出去五英里之后，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我应该在画布之前。我四处游荡，自我放逐。”

不止一次，在被某种家用炮弹震荡症或和创伤前压力紧紧攫住时，我意识到自己还在继续运转——更确切地说，是继续不良运转；我已经精神失常了，却一直没有发现自己精神崩溃了。我说的都是真的。一切早已变得零散、破碎。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每一天都碎成了一百万片。一天不是二十四个小时，而是八万六千四百秒，它们不会累积——不会像字母组成单词进而组成句子——因此，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任何事情。每一天我都有无数的想法，却无法变成现实。十个小时根本不够干什么的，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十个小时，只是几十亿个小小的时间碎片，每个都短得什么也做不了。肯定是因为这样，我才会经常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确认所有钟表显示的都是同样的时间，有时候我还会从头再确认一遍，因为我会忘记考虑从厨房经过客厅和书房到达卧室造成的时间延迟。我的脑袋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乱窜，甚至比乱窜还要糟糕。乱窜指的是许多动物朝着一个方向奔跑；而我脑袋里的东西则朝着四面八方。混沌理论(2)、宇宙大爆炸理论(3)、熵(4)——这些物理、化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都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来来回回。最微小的挫折都会让我陷入盲目的恐慌。我没有惊恐发作(5)——我一直处在惊恐之中。并不是说我集中不了注意力，我是被与集中注意力相反的力量控制了，一种引发不可抗拒的分散感的离心力。

只有在有了去底特律生活这个念头的时候，我才又燃起了写那本关于经典古迹的书的希望。我从来没有在那里居住过，也早已经放弃了写那本书的所有希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直觉是准确的——不过就在我失常的期间，我的确去过那里，参加第一届底特律电子音乐节，停留的时间很短。我的旅途开始时糟到不能再糟。我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出门的时候——却找不到太阳镜了。我四处都找遍了，在脑子里一遍遍回忆最后使用它的场景，还给有可能把它落下的地方打电话，即使我知道我根本没有把它忘在那些地方。等到放弃寻找的时候，我的公寓已经一片狼藉。我发现了一个不容置疑、简单而可怕的事实：我弄丢了太阳镜。说这件事对我是个打击，都有点轻描淡写。我爱这副太阳镜。按医生处方制作的镜片偏光很严重，还有一层淡淡的红色，让一切看上去都好多了——更清晰、更梦幻、更明亮——比起不戴的时候。十年前，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配了这副眼镜，从那时起，所有强烈的阳光下的东西，我都是通过它看到的。我对回忆不感兴趣——连相机都没有——但我真的需要进入这个梦幻空间，让世上的一切看上去都差不多。没有它，底特律——不只是底特律，整个世界——都会是一片灰暗和阴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