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内的雨（第2/7页）

在无数种容易丢失的情形下，我都做到了没有弄丢它。我戴着它环游世界好几次，从来没有差点丢失它的时候。它跟我一起去过迈阿密、罗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巴黎、黑岩城、利比亚……我可能并没有一直戴着它，但停留在这些地方的某个时刻里，我肯定都戴过它。说从来没有让它离开过我的视线，也只是稍稍有点夸张。但它的确让我形成了存放眼镜的基本原则：眼镜如果不戴在脸上，就应该在眼镜盒内。我时时告诫自己这个原则并切实地实行。我构想过无数可能丢失它的情形，然后做出相应的计划。我从来没有像照顾这副太阳镜一样照顾过什么东西。而现在，就在英国，我居然弄丢了它。到底怎么丢的？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是怎么丢的，就会知道他妈的它现在在哪儿，不是吗？它是从我身边被人拿走的。

这里面有着某种寓意。或者不是寓意，而是事实。东西会丢失。它们只是消失了。你竭力不弄丢某个东西，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你还是把它弄丢了。你越是贪恋一样东西，它就越有可能丢失，你受到的打击就越严重。现在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闪闪发光的，不能聚焦的，刺眼的，模糊的——我像个鬼魂一般穿行在其中。从来没有照片能拍出我透过那副眼镜所看到的世界。这个损失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试过其他镜片，没有一副有它独特的深度与清晰度。戴上它，就好像吃下一剂药，立即揭掉那幻觉般的庄严的面纱。我将再也看不到透过这副眼镜看到的世界。

从底特律机场到酒店的途中，我意识到，它不只是一副太阳镜；它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感觉，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第二天清晨，我恢复了体力，却依然悲痛于太阳镜的丢失。我开车去了底特律美术馆，这是一座华丽的建筑，塞满了汽车城昔日繁华时期的劫来品。主要的展出是一场大型的凡·高自画像展出，有些画像还惊人地有着柯克·道格拉斯(6)的风范，而所有的画像，就连最沮丧的，也鲜艳得好像整个艺术史上最快乐的时期。我感觉我以前可能看过大部分画像，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里，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不只是跟迷糊和阿姆斯特丹的戴夫一起吃了迷幻蘑菇那一次，其他时候也去看过）。除了自画像，也有一些黄色花朵的画。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展出不怎么像自画像展出。或许它只是一个从各种渠道各个地方搜集而来的凡·高画作的展出，其中大多数画作是自画像。那也没关系。对我来说，那个下午，重要的不是凡·高，而是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7)。那幅画叫作《海边的叙利亚》（1873），画的是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圆柱遗址。旁边的简介说，这幅画表现了“遗址中的文明，屈从于大自然的力量。衰败的建筑，长满了植物，标志着大自然的力量超越了人类及其建筑”。

从底特律美术馆驱车前往密歇根中央火车站（在旧的底特律老虎体育场附近）的途中，这幅画一直停留在我心里。在我看来，丘奇的作品里可能有一点道林·格雷的影子——画中城市的灭亡换取汽车城的永远繁荣，最后却变成了底特律衰败与沉沦的寓言或预言，这种衰败和沉沦的典型就是密歇根中央火车站。

火车站建成于1913年，是一座巨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十五还是十六层高。它是一个已经被废弃的火车终点站。入口处被科林斯式圆柱围起来了。每个窗户都是破的，说明这个建筑余下的能量——还有很多——都将用来目睹自己的衰败。我在站前停下车，走过去跟几个正在拍照的人交谈。

“哦，我们只是在这里照几张相。”那个女人说，“正想要人停辆白色汽车在画面中央呢。”

我看着我的车。停的位置可真够蠢的。我急着想跟人搭话，就说，“其实，我是为了你们才停那儿的。”

“是吗？”

“你会想起，在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8)的画作中，通常都只有一个物体，比方说，一个僧人，站在破旧的寺院前，或者——最出名的例子——站在海滩中央。小物体让德国浪漫主义深不可测的渴望有了一种聚焦的感觉。在现在这种后工业没落景象下，拍人像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一辆汽车——白色福特，会提醒你——或许这是你想要的，结构上和象征性。”

我刚从美术馆直接来到这里，所以这种谈话对我来说十分自然。它让我占领了“智慧高地”。不过，我却没有收复“基本礼貌的失地”。“我有一个办法，”我补充道，“我把车挪一下。”

我回来的时候，拍照者很高兴地休息了一会儿，告诉我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