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1 离别（第4/13页）

我住在东三街，就在“地狱天使”(6)总部的对面。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单身公寓，光线很好，周日的早晨我喜欢坐在公寓外面的逃生梯上喝咖啡，俯视下面被墙围起来的墓园。墓园中有十九世纪的墓碑，还有枝繁叶茂的槐树。我到这个城市不久就住在了这里。当时东村还没有完全成为中产阶级聚居区，周围仍然有很多瘾君子，房租还是一个月五百美元。“地狱天使”总是有一两个保镖，抱着双臂站在那里，守卫着一长排闪闪发亮的摩托车。有一次我深夜回家路过他们的大门，一个肌肉结实、留着小胡子的“地狱天使”上下打量我，冲我咆哮：“平安到家！”我觉得很安心，甚至觉得这样很性感。直到我看见一个瘦小的邮递员撞到了他的摩托车，正是这个人用球棒把邮递员打倒在地，冲着他的头高举球棒，然后狠狠地打下去。我跑过街角才敢给911打电话，因为我害怕他会看到我。

在我住的公寓大楼中有受益于租金管制(7)的租客，由于租价稳定，他们愿意永远居住下去，还有年轻的艺术家和嬉皮士，他们是东村变成中产阶级聚居区的先驱。这两种人各占一半。一个叫珍妮特的中年女人住在二楼，她戴着精美的假发，穿着华丽的服装，这都是她做夜店歌手的光辉岁月留下的东西。她邻窗而居，监视着来往的人，而她养的一群白色玩具贵宾犬就在她背后吠叫。大楼人来人往，没有谁能不被她评头论足。我发现她的警觉让我很安心，但是遇上电梯故障，需要从她家门口经过的时候，贵宾犬的气味，伴随着她让狗闭嘴的尖叫飘荡在走廊中，你会想起“肮脏”这个词。

我约会的方式用随意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在与电影制片人、艺术品收藏家、政治评论家、前男友喝茶、共进晚餐、看电影的约会中周旋。我认为他们也都有自己的约会去周旋。我们都很忙，都把自己的感情埋藏在心里。如果有发展为爱情的机会，也没有人愿意谈论这种可能性，至少我是这样。我在那之前有过几次心碎的经历，明白了女人有情感上的需求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尤其是过了三十岁之后。我想，还是摆出一副很坚强、难以捉摸的样子比较安全。

同时我也在试图阻挡我心中逐渐出现的一种疼痛。最开始察觉到这种疼痛是在机场，我刚刚结束一次旅行。机场大厅的人群手里捧着花，小孩子打扮得娇俏可爱，高高兴兴地等待着他们爱的人回家。我讨厌从这群等待的人中穿过，因为其中并没有人在等我。我排队等待出租车的时候，浓重的孤独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打开公寓的门，发现我走后唯一的变化，就是从早到晚在墙上移动的光线，还有一两只慌忙逃窜的蟑螂。空气中都能够感受到孤独的气息。第二天我从姐姐那儿接回了我的狗，这种疼痛减轻了一点，我又回到了城市的滚滚人流中。但是减轻的只是一点，很快这种疼痛就蔓延开来，直到“家”这个词让我泪流满面。我想要一个家，和一个男人有一个家。有一间房子，有青草的气味，有晾在绳子上的床单，有一个在喷洒的水中跑过的孩子。这个简单的梦想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与我现在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在我生活的圈子中没有人拥有这些东西，也没有人想要，或者承认他们想要。我以为我能够了解这种疼痛，学会忍受这种疼痛，就像你学会忍受骨折之后久久不散的疼痛，那种能够预知天气变化的疼痛。

那个夏天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写广告文案、教课、做几个兼职，也只是勉强能够糊口。我喝了太多的咖啡，身心疲惫，为钱的事情担心，就像纽约的每个人一样，我认为这种事情是正常的。唯一的例外就是我想起马克和他的农场的时候，那个地方让我感到平静。我想尽可能去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我买了温德尔·贝利（Wendle Berry）的《良田的礼物》（The Gift of Good Land），每天在地铁上阅读，在空白处做笔记。“耙子长什么样子？”“南丘羊（southdown）是什么？”九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把我的公寓转租出去，在马克的农场待上一年，把农场的生活写出来。后来他打电话给我，在答录机上留了言。

在我写到他、想到他的那些时间里，他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角色，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真实的声音让我很吃惊，这比我写作时头脑中回响的声音要高一些。我播放了两遍留言，才听懂了他的大意。他想要邀请我跟他一起去卡茨基尔（Catskill）山区，在一个老牌的风雅的度假村共度周末。这与我写作中坚忍不拔的苦行农夫的形象相去甚远，真是罪过。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稿子做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