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值一提的物件们（第2/18页）

去年正月回家，一天深夜，偶然和父亲两人独处。

“你已经中了尼古丁的毒了。”父亲说。他也许想做个痛苦的表情，但可能是醉了，看起来兴致勃勃。

“来，抽一根。”说着，他递过一根短短的“和平”。我不要，说抽不了这么烈的。不知为什么，他竟用英语说了句“please”。

我没办法，吸了两三口，说太辣，掐了。父亲捡起烟头看了看，呵呵地笑了。得这么抽，他说着叼上一根，点上。

“你吸不带过滤嘴的还早十年。嘴里这头湿了的话，根本不行。”

我想起了过去那个灵巧地用罐装烟的白色薄纸给我做芭蕾舞女演员，用锡纸给我做螃蟹的父亲。

我喜欢小拎包。带蛇皮内袋的褐色包、黑线编的筐形包、灰色的尼龙包……我有好多个。

我这十年最大的变化大概就是这个了。

以前我喜欢大包。包里有记事本、化妆品、钱包、药，还有五百页的文库本、巧克力，有时还有折叠伞、墨镜、随身听。随身带的东西有一堆，把它们带在身边才放心。

只有和男人一起的时候才拿小包，因为这时候，书、雨伞、巧克力都不需要了。这样外出也挺开心。

但那属于特殊场合，仅限于甜蜜的依赖性外出。对我来说，依赖是恐怖的，需要的东西都得拿着，当然是自己拿。没关系，不用客气——这是我平时的架势。

世间的女人有的适合精巧甜美的小包，有的不适合，我当然属于后者。麻烦的是，要问我是不是适合大包，因为我个子矮胳膊又没力气，拿着又大又重的包，怎么看也不像英姿飒爽的职业女性。

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不拿东西比拿着更轻松。因为拿不了全部，所以要多拿一点——与其这么想，不如什么都不拿更安心。

只要带钱包和家门钥匙就行，再有口红和文库本就完美了。

无论如何都需要的东西，到时候找就行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是无论如何都需要的。

拿一个小拎包就能去任何地方——这么想着，一下子轻松起来。

我不擅长的东西之一是昵称。

不知为什么，我以前就无法用昵称称呼别人，总是会在一瞬间犹豫，而这种事，那一瞬间无疑就是全部。

我也几乎没被人用昵称叫过，用昵称叫我的只有母亲和妹妹。

不光是对人，我对东西的昵称也不擅长。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忘了是“吉弹板”还是“吉板弹”，反正大家都习惯那么叫跷跷板，我却怎么也叫不出口。

而另一方面，我又对昵称怀有憧憬，脑子里也明白：昵称是带有亲密色彩的称呼。

有这么一件事。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从学校回家路上，一个人上过街天桥，看见住在对门的真美的哥哥正在桥下走。他比我大两岁，是个会照顾妹妹的温和男孩。当时旁边没有一个人，我觉得这是尝试昵称的机会。他有一个奇怪的昵称。

我在天桥台阶上招手，大声叫道：“艾迪，艾迪公！”

真美的哥哥吃惊地抬头看着我。

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时我不知道“艾迪公”是指猴子，而这个昵称来自他的长相。等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自己也不是没有昵称，幼儿园的老师和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管我叫“丘比”。但不管在幼儿园还是小学，这么叫我的只有那两位老师。

听到“烤鸡肉串”，我就想起《海螺小姐》。鳟夫和同事海鳗，或者波平和外甥海苔助下班后去喝一杯，聊聊家常的情景，那是男人们的休闲一刻。

我一般只在赏花或看烟花的晚上才吃烤鸡肉串，而且都是别人在百货店的地下街买的。

我原先不怎么喜欢烤鸡肉串，太甜。我偏爱点心，甜味的菜肴却一概不爱吃，比如咕咾肉、寿喜烧、芙蓉蟹。

所以也没想去鸡肉串店看看。大概是《海螺小姐》的影响吧，总觉得只有公司的上班族才去。

第一次去的鸡肉串店在新桥。我没让厨师蘸酱，只用盐烤。我惊讶于烤鸡肉串那单纯紧致的美味，觉得真是精炼的食物。

自此常去鸡肉串店，对烤鸡肉串也了解了一些，因为实在吃得频繁。自从去烤串店后，我比以前爱喝啤酒了。啤酒是美丽的酒，颜色也漂亮（我对漂亮的东西很没脾气）。

最喜欢鸡软骨。但鸡软骨在每个店都不一样，有光是骨头的、骨头中带一点肉的、肉中带骨的。我喜欢的是纯骨头。

看看周围，一般人都是先点拼盘，再单点自己喜欢的。我吃不了那么多，只点单品。

我只在一家店点拼盘。那儿的六串拼盘很完美，再点几个蔬菜串就没的说了。那家店在哪里？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