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欧洲的没落

这篇文章中所叙述的意见，我无法以一贯而又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缺乏这样的才华。而且，我认为一个作家要综合两三种意见写成能给人完整一贯印象的小品，实在是一种傲慢。这样的小品只有一小部分是思想，其他大部分只不过是补白。我相信“欧洲已没落”，我相信欧洲在精神上已没落。但我毫不觉得自己虚伪不实，也未手足无措。我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后一卷中所说的那样指出：“我认为最好不要辩解，我要按自己所了解的情形去做。读者一定会了解，我只按自己所了解的情形去做。”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卡拉马佐夫兄弟》最为动人。一般人也都以最明显的形式表现并预言了我私下所谓的“欧洲的没落”。欧洲的青年，尤其是德国青年，并不以歌德为他们伟大的作家，也不认为尼采是他们伟大的作家，反而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们伟大的作家，这对我们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观察最近的文学，似乎处处显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近似性。不过，这往往出之于模仿，并且予人一种孩童般的印象——卡拉马佐夫的理想，极其古老的东方神秘思想，已经开始逐渐变成欧洲式，开始啃啮欧洲的精神。这是我所以说欧洲没落的原因。没落意味回归母体，亦即回归亚洲，回归根源，回归到浮士德的母亲，地面上所有的死亡莫不皆然，它们都通往新生。只有我们才会感受到这过程是“没落”，也只有我们这辈人有这种感觉。离开古老熟稔的故乡，老年人常怀有一种悲愁与无法回归的丧亡感。但年轻人却看到新的事物与未来。没落感与这种现象可说非常契合。

可是，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所发现的“亚洲式”理想是什么？我认为现在正征服欧洲的“亚洲式”理想又是什么？

简单说，这意味：为了了解一切、承认一切，为了一种新的、可畏的神秘，必须背离所有牢固的伦理与道德。这新的神圣已由长老曹西玛预告，阿莱莎实践，而由米卡甚或伊凡·卡拉马佐夫表现到臻至极其显明的自觉地步。在长老曹西玛心中，正义依然占有支配地位。对他而言，善与恶都存在，但他喜欢倾注爱到恶人身上。在阿莱莎方面，新神圣已自由自在地展现，他几乎以非道德的自由性，出入身边一切的污秽与泥沼。阿莱莎常让我想起查拉图斯特拉那最高贵的誓言：“我曾发誓，我要摆脱一切不愉快的感觉。”可是，看啊！阿莱莎的兄长们已将这种思想更往前推展了一步，毅然走上了这条道路。不论外表如何，卡拉马佐夫兄弟间的关系，在这三卷巨著发展的过程中，已一步一步缓慢而完全地改变了方向，一切牢固不变的事物都逐渐变成可疑，圣洁的阿莱莎逐渐世俗化，世俗的兄长却逐渐神圣化。最具犯罪倾向的无赖米卡似乎也成了新神圣、新道德与新人道中最神圣、敏感又最切实际的预感者。真是奇妙，越具有卡拉马佐夫血缘，越是背德，越是酗酒，越是无赖粗暴；新理想却越能透过粗暴的外观、人性与外在行为而发出光芒，并在自我内部精神化、神圣化。若与酗酒、残虐的米卡和犬儒式的知识分子伊凡相比，检察官及其他市民阶级则代表规律有礼的典型，反因外在的炫耀而渐趋于空虚、贫乏、无价值。

由此观之，威胁欧洲精神根源的“新理想”就是非道德的想法与感受。它能在极恶、极丑中感受到神圣、必然与命运，甚至将敬仰与礼拜奉献给极丑、极恶。检察官鼓动三寸不烂之舌，讽刺夸张地宣示卡拉马佐夫家的背德，意图使他们成为市民的笑柄。不过，这种尝试并不夸张，其实是非常稳健的。

在这篇演说中，检察官已从保守的市民立场描绘了“俄罗斯人”。他描绘的“俄罗斯人”是阴险、可悯、没有责任感的，但同时也是有良心、敏感、懦弱、空想、残忍而纯真的。今天，人们仍然喜欢这样称呼俄国人。不过，我相信，这俄罗斯人从很久以前就逐渐成为欧洲人了。这才真是“欧洲的没落”。

我们必须稍微观察一下“俄罗斯人”。它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古老。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决定性形貌确实把握住“俄罗斯人”及它那可怕意义，并将之暴露于世的第一人。所谓俄罗斯人是指卡拉马佐夫，亦即费道尔。伯夫洛维奇、特米脱里、伊凡、阿莱莎。这四人不论看来有多不同，必然是互相关联，合而为一的，而且都是卡拉马佐夫。他们成为一体，是“俄罗斯人”，是面临欧洲危机时应当来临，而且已经来到近处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