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我总有一个感觉，我做事的胆气和豪劲是母亲给的，而脑力和智慧则受赐于父亲。他的虑事之细，洞察世情之密，审时之精，度势之明——回忆起来，我这一生见到的高人多了去，很少有人能在这上头比到他的。

有人批评《西游记》，说孙悟空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观世音，依靠母亲的力量来除妖降魔，解决问题；倘一呼一吸性命危殆之际，而观音也有力量不够时，他就会请“父亲”如来出面力挽狂澜。某一刹那，我也会用悟空来自况。

父亲是这样的“力度”：

他站在世界地图两米开外，你用手指指任何一个部位，他立刻便侃侃而言：这是某某地域的国家，国名是某某，人口若干，面积几何，意识形态是甚，当今领袖是谁，经济主脉，气候条件……他不是给你背诵，而是——说家常那样地讲解，很随意地信手拈来，无一滞碍。这一条我们兄妹都抽冷子出题测试过，他竟没有一次稍有犹豫——现在的外交部有没有这样的人，我都有点不能肯定。

1942年，反扫荡最艰苦残酷的时期。他是昔西一区政委，也就是区委书记。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昔西一区彼时是“无人区”，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在这里完全彻底地执行了。没死的也逃向洛平榆次这些地方投亲靠友。但我对“无人区”这概念，也许领会有误，因为父亲写了一份回忆录《1941——1945年太行二分区第一区——网格子的对敌斗争大事记》，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少。不然就不会有“网格子”（人居的网格子）这一观念。无人区大约指的是扫荡后一个极短暂的真空时期，而且可能特指的抗日根据地。父亲说他们当时人最少时仅有三人。在与敌周旋数年之后，重建了根据地，反将日寇伪皇协军困在马场，直到1945年形势已经翻转，当然有分区、有县委，也有群众共同的领导参与，但父亲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敌周旋，没有智慧恐怕不行。

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父亲留在河南栾川县做对敌工作，收编散落武装——说白了就是剿匪，收编残匪，支援大军南下。父亲告诉我：“形势极其恶劣凶险。土匪不但在城外有大批武装，城内的奸细也多如牛毛，战斗力也很强。”就这样，他在进驻时仅有七人，“整整拉出一个团来。经过忆苦诉恶，建立党组织，清除内奸，这支队伍打到广西，无一人离队逃亡。我为此受过黄镇的表扬。”这当然也是各方综合力量的工作结果，但父亲是主要人物之一。有一年，栾川他的一位老部下到南阳来探望，说起当时队伍中内奸密谋暗杀我父亲、反水投匪的事，历历如在目前。我问父亲：“有没有这回事？”他说：“这种事多了。这一伙原本就是土匪，他们投共，土匪也是不容他的。他们商量杀我之后，用血衣为证，回归土匪队伍。”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全身出入，工作成就斐然，我以为脑筋必须绝对够用。

在他眼里，我认为是“没有小事”。在物上说，除了钱，什么都是大事。在人上头，除了相貌，别的都很重要，最重要的则是人的政治立场和人的品格。

父亲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患个头痛脑热的感冒什么的，躺在床上睡觉。他会每隔二十分钟来看你一次。似乎有话要说，却又不说什么，绕室徘徊几遭，不言声又去了。如此几番，躺着的病人自己都有了“有罪”的感觉，坐起，吃饭了，他也就有了笑容，恢复了常态。他自己不闲着也见不得家中有闲人，大家都生龙活虎忙着去做事，人人“在外头都顺心”，他的失眠症就会大为减轻。

我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后才去见他。有这样一段对话，他说：“你出书了？好！”

“爸爸，这很艰苦，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没有告诉过您。”

“好。你说将来要超过我，我还以为你吹牛。”

“我在政治上还没有超过您，这是小说，这不算了不起。”

“我听过冯牧的报告，没想到你当作家。”

“冯牧是冯牧，我是我。”

“这件事意义非常大。孔子有什么？不是一部《论语》吗？”

“那不能比。”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

他的最后一句话，我很长时间不能明白。因为我敢肯定，没有任何乱臣贼子会惧怕我的书。

继而我的《雍正皇帝》也写出了。我又去见他，又有一番对话：

“这套书我想给武汉。”

“那就给他们。”

“河南会不高兴的，但武汉会在《当代作家》上连载，多登一次影响会大得多。”

“河南不能连载？”

“他们没有杂志。但河南出版社是给我出了头一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