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4/12页）

洛阳军分区是个基督大教堂改建的，离洛阳车站（现洛阳东站）约可三百米左右。母亲在陕县，父亲敢于放手让我独自坐火车两地往来，年纪小，也不买票，我就在车厢里穿来穿去玩，连列车员都认得了我。

最妙的是军分区还有个图书室，三间房大小，图书占满了两三排柜子，大架子上还有旁边的报刊架上散乱地摆放着一堆堆、一摞摞的杂志、报纸、小人书之类。这实在是在陕县、在栾川都梦想不到的好地方，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专门让人读书的地方。我当时在洛阳铁路小学读书，“正经功课”作业做完，业余时间几乎全都是在这个图书室里。这还是《西游记》那件事引发出的兴趣，我觉得比所有的“玩”都有意思，但我“水平”也还只能看“连环画”，《表》、《孙悟空三盗芭蕉扇》、《真假西天》、《哪吒闹海》、《薛仁贵征东》、《御猫展昭》……也能寻出一些严肃名著来，却都忆不出名字来了。至今记得一些片段句子“她闭着眼向他开了一枪……”谁打的谁，好像是情人生死之恨？什么书呢？记不得了。另一些书比如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册子，还有反胡风的小画册，也都没有漏过我的眼睛；也有一些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画册，说得极其美好，有一次吃饭时我问父亲：“爸爸，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指了指碗：“你看，我们有米，还有鸡蛋，这就是共产主义。”

不知怎的，我有点失望。

父亲到垂暮之年，始终能吃能喝，他的病是两种：便秘和失眠，用的药是三种：舒乐安定、松果体素、排毒养颜胶囊。

可以这样说，他终生都是孤独的，我不记得他有任何一位“莫逆”之交。他对所有人都一样：客气、冷漠、善待、关心。但绝不和人套近乎，谈起所有的人，和他昔年的战友，他总是能说出这人大堆的战功、优点、成就。我的记忆中，从领袖、领导到战友，他没有说过任何人的缺点，但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那些战友私下与他过从甚密。就这一条，我觉得他深邃、宽容，也觉到了他头上那片乌云浓重的密度。“文革”期间他已离休在家，但外访调查历史事件的人还是不少，有一次昔阳县的造反派来，是调查一个“当权派”的。问：“你认识吗？”

“认识。”

“当时你在哪里？”

“我在一区。”

“×××和你在一个区吗？”

“不在。他在×区。”

“他被俘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他有没有变节或失节的行为？”

“就我所知，没有。”

“他自己承认他出卖了你，他供出了你的名字。”

“年轻人，”父亲盯着他们说，“要知道，我当时是区委书记，不但群众都知道，连敌人也都知道，是公开的身份，这怎么能算出卖？”

那年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岁月，来找他“外调”的人络绎不绝，各路人马无不扫兴而归。

但我仔细想，这并非纯然因了父亲仁厚，因为自身挨整甚多，不愿别人饮此苦酒；而是他的整个“政治智慧”的原则，在周遭密布荆棘的环境下，本能生出的防卫术。他顺利通过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尽管“上头”始终没有重用他，但也只能对他留而存疑。

1955年授军衔，他是少校，这个象征荣誉和地位的军衔按他的“准团级”定，也还算公道。但是，到此为止，直到军衔取消，他就像一个图钉在墙上按死了的旧挂历，一直是“1955年”。与他相比有我的舅舅。舅舅在栾川县时，曾是他的警卫员，授衔时是上尉，继而大尉，再继而和他一样：少校。父亲在外头，在家里从来没有一句话，只是说：“组织上已经很照顾我了。”他心里怎样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作为儿子，我当然难以听到人们对父亲的反面评价，我感觉到有刺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他在军分区门口，他走过去，几个战士在背后议论：

“他叫什么名字，怎么老在院里转悠？”

“叫凌尔文，别看是少校，工资高着呢！216元呢！”

“都是少校，他凭什么这么多？”

“资格老呗，四六年的兵，加上入伍前的资格，军龄补助就高。”

“入伍前也算，那也算军龄？”

“谁知道呢？”

他们的不屑、羡妒，我都听出来了。当时我也不懂，只是心里想：气死你们。

再一次是他搭档的一位同事，粗放又“豪爽”的，也是父亲从他面前走过，我就在他们身边，他瞟着父亲的背影，对周围的人说：“我才不管他有多老的资格，该整他我就整他！”这是爸爸的战友？我差点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