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5/12页）

但后来此人冒犯了首长，我见首长来谈，说他“混账”，父亲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首长却不肯宽容：“刀子嘴，也是刀子心。”

还有一次县委让书记、书记处书记等，汇报产量，别人都七千斤、八千斤胡扯八道，父亲老实回答：“我见到的每亩是三百斤。这是好地，赖地打不到三百斤。”县委书记没有点他的名，说：“看来我们有些老同志，思想还跟不上形势呐！”这事是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听到的。

“今天我受了批评。”

“为什么？”

“我说一亩地产三百斤。”

“人家十万斤都报了。”

“我见到的是三百斤。”

一阵沉默后母亲说：“你不能进步，这也是原因。”

“你不能进步，不也是这个原因？”

“我受你的牵连。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家族，“胆小”似乎是个特征，谁也不曾豪迈过。我曾在邯郸大姑姑家住过一段日子，姑姑的情况比父亲还要糟一点。她的外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吵架，邻居一手拉着孩子，铁青着脸踹门进来，姑姑笑脸相迎，那人对全家人视而不见，理都不理，指着外孙的鼻子猛训一顿仰着脸拂袖而去，姑姑则在屋里流着泪打外孙，逼着外孙去“给人家道歉”，小外孙委屈申辩哽咽不能成语，在家跺着脚号啕大哭。这人后来我知道是姑父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日是“亲信”。一旦听到哪个厕所里“有反标（反动标语）公安局正在调查”，姑姑就会吓得脸色苍白：严令“都不许出去，不许打听这事！”——回思我们的祖训“退一步想”，一家人真是退到了死胡同的墙角里。“夫然后行”——不是歧路难择，而是没有路可走。

父亲胆小。但他在日本人眼里不是这样。1945年日寇投降，缴获的日伪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近在我铁臂合围中，王兰亭、凌尔文等人率数十土寇，西犯马坊，甚为猖獗。”有一位受过伤的战友说他：“你命大，打这么多年仗，没有受过伤。”父亲笑答：“只差一厘米。打安阳时，一颗子弹从我的脖颈子平穿过去，一件棉袄撕成两半。”我问过父亲：“打仗时你怕过没有？”父亲说：“人的命天注定。开战之前心里也有点紧张。我到战士中间，听他们说笑话，和他们唱歌，一会儿就什么都没有了。”还是在昔西，有一次敌人搜山，他伏在草丛中，搜山的伪军拨开草，他忽地站起身来吼：“你他妈活够了！”吓得敌人弃枪逃走。

他确实胆小，是自己人吓破了他的胆，自己人整自己人，这就是“运动”。我的记忆，每次运动结束，必演的一出戏叫《三岔口》，干部们都来看，意谓“黑打”，自己人打自己人，误会，一笑了之。但父亲却笑不出来，因为现实生活毕竟不是戏，那打起来，是真的往死里揍。如果在战犯管理所演这样的戏，也许差近事实。

这绝对是命运的捉弄，父亲的大半生都生活在一种有毒的氛围中。爷爷因“他兄弟参加革命”被划为富农。他在革命队伍中又因为爷爷“是富农”而郁郁不得志——到底是谁牵连了谁？别说父亲，我想了半个世纪，至今摸不透其中的道理。

昔阳县的土改实行得也比较早，父亲是土改中转业参军的，为的是能给爷爷挣一个“军属”的身份——在此之前是抗战，爷爷奶奶享受“双抗属”的待遇。抗战结束，抗属待遇也就自然消逝，一下子又转化为富农待遇，在此情况下，父亲决定参军。

他当时任昔西县武委会主任，县委委员。按他的资历经历，应该说这职务和他的贡献是匹当的。我现在无法全面分析当时的形势。是否这样的：昔西与昔东将要合并，他的“富农”成分肯定要影响到职务安排，爷爷在家又是那样的“待遇”——外边全国战场如火如荼正在发展，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是可以大有施为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毅然参了军。

县武委会主任，也就是今天的县武装部长，别人参军，职务高套一级的尽有，可以提到副师，一般的也能做到平调。但父亲却降了两级：副指导员，一匹马驮行李，有驳壳枪，还有一个勤务员。

但他一直对此没有任何怨言，我想，他有一种解脱出来大干一场的精神和思想，不在乎这一级、两级。也许他并不认为是家庭成分影响了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怀疑党，也不会有“党有失误”的感觉，离开昔阳时他是勃兴奋斗的生力军。父亲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五五年审干前，我什么也不怕。审干，反右再审，我就做这工作，越干越怕——有些错误，不是你想不犯就不犯的，也不是你小心一点就能不犯的。人呐，脆弱，说完就完了，连事业带名声，一下子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