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化

在这一条上，父母亲可以说是十分默契。我在邯郸大姑姑家，见过姑父打孩子，他打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寄养在他家的大表姐的儿子。他一边打，大姑姑在旁哭着拉。大姑父是出了名的“不怕老婆”的，被她劝得恼了，回身怒视大姑。很像要给她一巴掌似的，转眼看见我在旁边，狠狠出一口粗气，一屁股坐了抽烟——我家绝无此事。父亲对我们的管理主要是说理。他从不打人，但他哼一声，脸上稍微带一点“不愉”之色，我们兄妹个个都会屏息、蹑脚、递眼色说悄悄话。

父亲的教育思想是，一、子女要独立；二、子女不能在政治上出问题；三、身体健康；四、不谈恋爱。他期望我们子女成才，然而他的这个期望值愈来愈萎缩。

父亲给我的第一课是《西汉演义》，第二课是《东周列国志，接着鼓励我读《史记》。他从没有让我读《红楼梦》，更没有谈过《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书。如果说“红学观点”，他倒是个“薛宝钗”派。

“薛宝钗健康，上下左右关系处理得好。”

“找媳妇要薛宝钗这样的。她懂得别人，能将心比心。”

“薛宝钗聪明，是领导干部的材料。”

“不能学林黛玉，她谁也团结不住。”

“吃饭吃得像猫儿那么少，林黛玉能做什么事？”

“林黛玉是饿死的。”

我告诉他，我同情林黛玉。父亲想都没有想，说：“同情是一回事，相处又是一回事。一个人要让别人同情，说明这个人社会生存能力有问题。”父亲对贾母有好感，对贾政也是正面印象，“一个家庭的主要支柱，他要在外面站起来。”

很明显，父亲压根就不指望我能从文学作品中汲取什么，即使《西汉演义》这些书，他也不是欣赏其中的文学性，而是“大丈夫建功立业，轰轰烈烈一世英雄”。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到他的期望，没有哪个子女敢于叛逆，做与他期望不一致的事，我在初中就想读《封神演义》、《三言二拍》这些书。试了几试，看他的脸色，还是把话吞了回去。我读红楼、水浒、三国、聊斋都是在学校“违父兄之命，背师长之教”，在破课桌缝隙一行一行偷偷看下来的。

“吃供给制”的干部子弟是很牛的。我听父亲和母亲说：“对解放学习不要逼得太紧，我们的子女该有工作时还能没有个工作？”

但后来的情势和他原本的料想很有距离，当我面临能不能考上初中时，我认为父亲已经觉到了紧张：“初中不毕业能做什么工作？”他这样问母亲，“当工人？”母亲沉默不语。

随着他的胆愈来愈衰，我的“工作”问题变得愈来愈令他焦心，气愈来愈短。

“考不上正规的，上个民办的（毕业）出来当个工人就好。”

“当干部恐怕解放不行，他学习不行。”

他对我说：“你能有个工作，有个好身体，就应该满足。”

从“学薛仁贵，顿餐斗米建功立业”这一心胸逐步下滑到“有个工作就行”。

然而到1968年，有了一个机会。这年大征兵，仅仅南阳一地区就征兵数千。一时，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来来往往的都是陌生面孔的军人红领章、红帽徽——他们是各地部队来南阳接兵的。这一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也已如火如荼地拉开。我时年二十三岁，已经超了应征年龄一岁。军分区首长都是好人，他们同情也关怀父亲这位不得意的少校，按军分区党委的意见，是努力把我“送出去”，然而接兵部队却更喜爱我的二妹妹凌卫萍，她聪明、漂亮，口才也不错，干净利索。和一向马虎，大大咧咧不懂人事交往世情过从的我一比，她的优势是明显的。

一边要接妹妹，一方要送哥哥，发生了矛盾。军分区来“征求老凌意见”，父亲从不在个人私利上有所计较的，这次非常坚决：“请首长考虑，我革命一辈子，没有任何个人要求。我希望两个孩子都走——他们应该到部队上锻炼。”军分区首长作了指示，办事的同志竭力工作，我和二妹妹凌卫萍同时参军。记得父亲是这样，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坐倒在我家唯一的竹躺椅上，以手加额：“这件大事办下来了。”

没有走的是大妹妹。她身体弱是一个原因，以她的个性，是一热血性情，激昂慷慨的青年。她坚持说要下乡，在广阔天地大显身手。相信报纸，相信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因为她压根不知道“上山下乡”口号的具体落实对个人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父亲对这件事有口难言，因为要从他的口中说出任何与政策不符的话比登天还难。他不接受任何异端，而现在这“异端”却是从他不能冒犯的地方发出来的。他心里沉重，脸色也阴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大妹妹：“要考虑困难。道路曲折、艰难、复杂……千万千万不要在农村谈恋爱，千万千万不要随便对人付出感情……”——他说这话时，大妹妹未必懂。但她很快就懂了。她在这段时间，身上长了牛皮癣，本来就弱，更赢弱了。又黄又瘦。这个时期我在军队，我想妹妹恐怕一下乡就懂了，尤其是当返城时，父亲三番五次宴请他们的大队支书，她已是彻底懂了。大妹妹凌建华是个个性开朗、豪爽、开放型的孩子，围棋下得好，朋友多，心绪容易调整，而且她听话，始终没有在农村对谁“付出感情”谈恋爱。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