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化（第3/3页）

也许吧，现在已经不能问他了，1955年的“审干运动”是条杠杠。这个界定年过后，他的神经衰弱变成了“官能症”，在有毒的空气的漫淫下，他有了条件反射式的过敏。小妹妹凌玉萍是1954年生于陕县。母亲因工作忙，无奶，时年父亲也调洛阳，在洛阳郊区菜农家，寻了一个奶娘，她也就因此成了农村户口。对此，我的小妹妹是颇有意见的。“哥和大姐二姐都是城市户口，为什么让我一人留农村？你们知道1960年我在乡里怎么过的吗？”其实这件事父亲多次说过：“跟着我有什么好？奶妈一家待她很亲。”——这时我们已有了继母，且继母又生了一个小弟弟。继母安红军很贤惠，她在真正了解了这个家庭之后，也同样介入了这个家的忧患阴霾——“咱们一家人走路都和别人不一样，是双着趣着（摸索着）走的。”但她和弟弟来到这家庭，使父亲觉得关系处理变得比过去复杂了点，在此情形下，他没有急于让三妹回家。但到了玉萍十六岁时，是“政策界限”——再不回家，就会真正变成农业户口。父亲非常迅速地为她办理了回城手续。

父亲一生都在告诫我们，“走，是原则。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值得奉行终身的。”我的记忆中，是在大哥1964年夏“走”（到武汉上学）时他犯过犹豫，因为这时母亲的病重垂危殆。本来让大哥和爱明姐来宛，就是想身边有人照应的。但母亲从口中迸出一个字“走”，他立刻释然放大哥去了武汉。小妹妹参军的事从她到南阳第一天，父亲便已作出了决定。

这是1970年。这时的军分区，已不是他离休初的情形，老熟人、老首长垮台的垮台，打倒的打倒，纷纷卸职离任，新的领导不熟悉，且“后门”入伍之风大炽。父亲挨个回忆自己的首长“还在位的”，他想到了王维国——林彪事件中的著名人物，空四军政委，他带了小妹妹赴郑州，准备转道上海去见王维国。

假如这件事“办成”，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再假如王维国喜欢聪敏、机智、泼辣的小妹，选进“小分队”，那是不堪设想的又一情势。

但上苍对父亲的惩治已经厌倦了，也许它觉得已经是太过分了。父亲走到郑州，突然头疼，不是失眠，而是尖锐性的那种疼痛，他实在无法再继续“走”了。住在军队一个招待所，恰又逢到他的一个旧部，在省军区是处长，很当权，且又负责着“后门”，一夜之间，一切问题全部解决，妹妹参了军——一并——在驻马店159医院当了卫生兵。

就我自身的感觉，参军入伍之前，除了觉得父亲过于细致周到，过得太拘谨小心，没有觉到他的病态。他是我们家族的太阳，这太阳不够温暖，但这太阳灿烂，他的光荣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是包括亲戚朋友都在心理上敬畏敬崇的神灵。谁也不曾怀疑我们的家史上空笼罩着这么厚重的阴云。父亲在我入党后，才对我讲：“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家庭。家史上有些事长期没有告诉你们，是有些历史谈不清楚。你们还在上进，我不愿你们有任何阴暗心理。”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个社会的情态，偏偏不能满足他的这点希冀。小姑姑的死“曝光”，奶奶移居邯郸，哥哥在学校受到的歧视待遇，随着“入党”的事一件一件“东窗事发”。原先很多想不懂的事，渐渐拂去了尘埃。父亲虽绝口不作解释，我们却愈来愈明白自身的“社情”——阴极的电流和阴极一样强大。

这种有毒的氛围对家庭的每个人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旦明白了自己其实是个弱者，相应的人格格局就会变成这样：我们兄妹个个都是谨慎有余，进取不足。人人不敢杀鸡宰兔，绝不惹是生非（我的小妹妹幼在洛阳，十六岁才返回家中，她是例外）。吃了亏没有人敢说一句“报复”的话。一个个都练成了“打太极拳”，柔和而防卫周到。每个人都随时注意自己的任何言行，学会了审时度势。绝没有人说大话，帮助别人也是量力而行，努力去帮，帮成了你不用感谢，帮不成也请不要抱怨——这样一种帮法，绝无“后顾之忧”。父亲把聪明、睿智，心灵的周密防卫术，与人为善的心地，连同他对社会的病态畏惧，都传给了我们兄妹。我们祖训中说的“退一步想”，做到了淋漓尽致，“夫然后行”却是“行不得也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