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化（第2/3页）

一个大队支书有多大权力？你进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就明白了——比总理大十倍。父亲（后母）心眼用尽，反复送礼，希图大妹妹招工，最终也是镜花水月。直到“运动后期”别人纷纷回城，大妹妹还滞留在那里。当时是家中来了一位不知哪个县里的领导。他是父亲的旧部，父亲向他诉苦：“建华还没有回来，没有一点办法。”那领导从兜里掏出个烟盒子，在上头写了几行字，给父亲，“你带这个条子去见×××（支书），他不放人，我剥了他的皮。”这样，妹妹才得以回城。

大妹回城后变得很顺利，她属于先天厚福的那种人，她兜里只要有两元钱，就会用来买吃的，花光为止，没钱再想办法，没有当官的念头，也不求有什么大的建树，对任何人不设城府，有话就说，有泪就流，流着泪一句逗笑她会破涕而笑。下棋输了会哭，边下棋边哭，赢了又嘻天哈地——一句话，她“没有心机”。她被安排在“晶体管厂”，而后又随丈夫去了油田，日子过得潇洒自在。

问题倒是出在我和二妹身上。我们两个“争一口气”的心太重了。我1968年入伍，1967年底集中在新兵连。军籍还没定，已经定了入党重点发展对象。到施工连，连长指导员都看重我，几个月的时间又再度确定我为“发展重点”，连里的大批判稿子，黑板报，连里组织宣传队，都由我负责撰稿创作。正准备填写《入党志愿书》，且是要任命连“统计员”的时候，团政治处一个电话，调我去“帮助工作”。

这样，重新来。反复了几次，1968年入伍，1969年下半年还是让我填了《入党志愿书》。这似乎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外公，地下党；伯伯，烈士；父亲母亲、姑父、舅父、三姨夫、四姨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入党有什么问题。我没想到的就是父亲把家史的阴暗部分长期对我有所回避。这就发生了“谈话”的事。要交代姑姑被斗致死的“历史问题”，还要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父亲极为看重这件事。为了这件事，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部队党委——这封信写了些什么？他怎样表述事情的经过与性质以及他对“问题”的认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出差南阳我们父子见面，他也没有谈及这封信是怎样写的。我1971年春节至今都想知道他是怎样行文说明的。我为此事入党时间整整推迟了半年。1971年他说，自从接到我的信，直到我入党，他本来就严重的失眠症加倍地严重，“根本无法入眠，睡去半小时就会猛地醒来……”直到我向他报告，我已入党，没有预备期，现已是正式党员，他才一口气松下来。他告诉我：“你立了一大功。这不仅是个你入党的问题，而是你们兄妹是否有入党资格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对你们地位的观察角度问题。你是你这一代第一个入党的。妹妹们就好办了。”——他全心全意，终夜辗转不能成寐，希望的也就是“整个社会”能不再把我们兄妹像他一样地作为“富农”歧视冷落。他的这个话有道理。二妹随之很快也入党了。但她那个单位是个高级保密单位，人人“根红苗正”三代无瑕疵，二妹本来是决定要提干的，因为有此“瑕疵”而复员回宛。二妹凌卫萍的个性与她姐姐不同，细致、精明、有内涵而不外露，心事重。她入党时与我有同样的经历。“红色家庭”的概念一下子出现了故障，提干的事也泡汤，她郁郁地回到了南阳。子女的择偶，父亲也是同样的标准。我1971年出差连同探家，总共是二十天时间。他和继母昼夜不停地为我物色对象，邻居们笑：“老凌现在是栓保爹，老安（我的继母）是栓保妈。”二十多天时间，介绍了将近四十个“朋友”。绝大多数是女方不同意，理由是，一、我的部队离得远；二、我本人提干年龄偏大，前途没保证（这一条没人说，是我感觉到的）；三、家庭复杂；四、我的牙不好。对象家的政治问题由我父亲审评，对象本人的“艺术标准”则是由继母观察——我本人似乎完全是局外人，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出于对父亲的信任和依赖，认为我既在外，根本无条件谈恋爱，“是个女人”，“下雨知道赶快回家”就可以了。在我心底深处，还有一个思想，“大丈夫事业为重，妻子何足为患”——这是个潜意识，是父亲早期给我的影响所在。总而言之，我找对象，我没操心，只有一家，人家愿意，我也同意“谈”，父母亲都很高兴，但第二天又有消息，女方父亲“一个学校校长”有历史问题，是个“国民党”，父亲像被开水烫了一下，倏地站起身来：“不能考虑！”他的“政治标准”是决定性的，只要有历史问题的一律“不行”，只要是党员，或贫农，全都“可以”。在政治上要合他的格，是空军飞行员的标准。他说：“她要跟你一辈子，她的一切都要跟你，包括她的负担也是你的，有些事，你负不起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