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6/12页）

父亲管审干。因为他是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管审干的人也有审他的，这就是运动。他有两个历史“疑点”：一是抗战时期有一天，也就是在昔西一区时，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同时被敌人的“棒棒队”（伪地方维持会武装）围在一个窑洞里，敌人用火烧洞熏他们，又扔手榴弹进来炸，区里一个通信员叛变，提名道姓：“凌尔文，快出来投降皇军。”他们在窑里也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皇军有白面、大米！”“你们要弃暗投明，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坚持到黄昏——可能是因为地处游击区，敌人也怕天黑遭伏，不言声撤退了。这一历史问题考问出来，“敌人是强大的，为什么会自动撤退？”“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当时是什么具体情况，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这被围的三人，另外两人一个后来当了副省长，一个是某县县委书记，只有父亲被钉在“图钉”上。

第二个疑点，是1946年他参军之后。当时国共谈判，与美国方面组成“三人小组”，天天扯皮摩擦。父亲曾参加（我记不清哪个战区）的这个小组，当联络员。和谈失败，“三人小组”撤出，却没有通知到他，被国民党扣押了十多天，后经小组再度索要，释放回队。他蹲过敌人的班房，回归后再蹲自己的拘押所接受考问，“你这十几天在那边干什么，谁能证明？”“你变节了没有？”“敌人和你谈了些什么，都是哪些人和你谈话？”

……如此种种，这些疑问，每一次“审干”，每一次运动，都要重新拿出来过滤一番，重新再审，年时愈久愈是记不清楚，愈是要更仔细地筛问一遍——我有点怀疑，他们其实是在满足一种变态心理需要：就是要问你一下，因为你有这个“事”，你没问题也要敲你一下！

我看到过老猫戏鼠。它捉到老鼠并不急着吃，抱在双爪上反复捉弄，扔得老高再双爪一伸接住，放开老鼠让它跑几步再伸爪一把捞回来……这个比方也许并不恰当，审干的运动在清代也有，叫“磨勘”，审干的人那时叫“魔王”：专搞文字狱的，整人非常精致耐心。联系到后来我读到更多诸如战俘资料时慨然长叹：“对变节的人最不宽容的是汉人。”最恨投敌的人不是“三爷”，而是我们共军。最能整自己人的人是我们的“魔王”。

父亲从此得了失眠症，严重的神经衰弱逼使他在邓县武装部政委的位置上离休。他晚年靠“舒乐安定”度日，我的经济条件好了之后，又增加“松果体素”，每天用量：舒乐安定九片，松果体素七粒。

干净、简朴、讲实惠。父亲过日子的思路十分简单。我十二岁那年，游洛阳司马懿陵，那其实是很高的一座山。下陵路上摔倒，门牙碰掉一颗。这是已经换过的牙，不可能再生，剩下的那颗门牙开始向牙洞方向发展，旁边的大齿也挤向牙洞，成了很宽的一条缝。不料断开了的牙不甘寂寞，又生出一朵骨花，夹在缝中挤。我年轻时自赏，相貌在中上等，这点破相让我失分不少，但这点毛病不影响说话，也不影响吃饭。有人建议：“把孩子的牙修一修吧。”父亲说：“顺其自然。这不是病，怕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坚持到四十岁，那颗“新门牙”骨朵自动脱落，我已然中年，也就自然了了。

我读郑渊洁的童话，里边介绍了很多杰出的父亲，我的父亲和他笔下的那些父亲相比，除了胆小，过于讲究“政治”，其余的似乎比那些好父亲还要杰出一点。母亲是1960年瘫倒的，一瘫就连起居、走路、吃饭、脱衣全部不能自理，经过医生全力救护，一年之后才能站起来，拄着拐杖细步蹴着前进，每一步也就一寸左右。我亲眼见父亲每天给母亲换洗尿布，清理裤子上和床上的大便，搀着母亲散步，五年如一日这些活他都自己亲自干。母亲是个性格刚烈急躁的人，中风失语，说话不能辨。她想说什么，说不出来，又无法表达，急得竖眉立目，用拐杖连连捣地，我们子女在旁束手无策。父亲总是把耳朵凑到她口边，轻声细语请她不要着急，慢慢说，一个字一个字说……有一次侧耳半日才听清她道出两个字“上……学……”父亲告诉我们：“你妈叫你们上学去。”我们兄妹都笑：“今天星期天。”母亲叹口气，无奈地摇摇头。父亲一句话：“做功课去吧。”我们便都凛然退下。

母亲对我们严厉，但我们不怕她，因为顶多是挨顿打，那点子皮肉之苦对年少人来说，实在是毛毛雨。但父亲不一样。他从不打人，也从不说粗话骂人，也不用刻薄话损人挖苦人，每当他来教训我们，只是告诉我们，这件事你做错了，错在哪里。这也还罢了，我们怕他分析后果，每一件小事的后果他都能淋漓尽致地披露人性之恶，把后果说得令人不寒而栗，令人“后怕”，看我们听进去了，他就绝不再说，不言语在一旁抽烟。他的权威建立在他犀利简明的言谈和他的沉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