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8/12页）

“你给姑父说了没有？”

“说什么？”

“火车车次嘛！几点钟从许昌上车，几点钟到邯郸，都要告诉你姑父呀……”

“没……有。”

“那你再回去说。”

“我没说过电话，觉得很不习惯。”

“去吧。”

我蹭了回去，心说我已经打通了，就这几步路，你（父亲）就不能去和姑父说说？这是你们大人的事，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干（不可）？嘀咕是嘀咕，没敢有任何“表示”，老老实实回去“打了”。事后，父亲告诉我：“你必须独立自主，有能力独立办事。”

他不像母亲那样反复叮咛，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如果这样会如何，如果那样又会怎样。父亲只说：“你去办这件事。”那就必须去，没什么“条件”可讲。他的这一威权，几乎一直保持到最后终结。他生前一些话，尚未办完的事，我们没有想过变通一下。只是在他老年患病，终日为“安乐死”絮絮不停时，我才有“生命就是胜利”的三条忠告。并且我还说：“爸爸，对不起，从今以后我要对你有所批评了。”

凌家有一条可怕的族忌。祖父、父亲、哥哥都有两任妻子，前房过世，后房继母。加上“被斗对象”，再加上“革命家庭”光环里头套着阴影，阴影又似乎是命中注定，这就看上去让人感觉“复杂”。总有人告诉父亲：“不要背成分包袱。”“不要多想过去的事。”而这恰恰是父亲一生最痛的伤口，他有心疾，怕听这些话，偏偏就是这些话不断困扰他弄得胆子愈来愈小，心也愈来愈细。最后他到什么程度？别人一说“穿毛衣”他就紧张，他认为是对毛主席的不敬。

他的这种状态，当然要影响到我们。我是二十八岁上结婚的。二十三岁（入伍）后，二十八岁前，家里一直不停开足马力为我“找对象”。父亲的条件是这样，贫农、党员——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其余的不问。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人在北京租了一处老房，本来好好的，偏这人今天请道士驱鬼撵狐，明天又请和尚诵经祈祷，超度亡灵，请术士作法净房，法鼓神钹，香花醮酒，鞭炮烟火反复瞎折腾，结果引来了鬼，反而闹得他不遑一日之宁。

父亲这一病态，他太过重视，也招来了鬼，都瞧着不正常，看着“有点复杂”。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正是年除夕，自己家吃年夜饭，是红薯面糊，“不忘旧社会”的忆苦饭，接着第一次第二次都这样。当时有一个老干部心里和父亲感情好。我听见他拍桌子骂：“操他们八辈！老凌怎么了？什么鸡巴成分，把命都交出去了，还说成分！老子成分好不在乎他们！有人再说你告诉我，我用砖头砸死他狗日的！”这位老前辈今天已经过世，他的话我像昨天听到一样清晰。

父亲年轻时，给我的印象是：精细，口齿便捷锋利如刀，温和而不张扬。待到七十岁之后，精细和不张扬仍旧，脾气变得愈来愈急躁。他睡不着，大便拉不下，走路和母亲病时差不多，几寸几寸迅速地前移，语言也模糊含混，一肚皮的往事无处告诉，只好坐在沙发里，每天默默地看电视——他最注意的就是药品广告：能治失眠的药和治便秘的，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然后就要和我们谈，要求去买——这件事做得如此认真：每隔十分钟他会提醒你一次：“那个药对我很重要。”他绝不命令你“马上去买”，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重要”，又说“恐怕很贵吧”——如果不立即去买，那就是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再不然就是你嫌贵。日子久了，我们做儿子的一见此类“广告”，条件反射就是它重要。往往主动提出“要买”。他很高兴，但又怕我们是敷衍，每隔十分钟又会说“你们注意广告，有药要告诉我”……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往往是自动马上去买。买回来，老人会把药瓶全摆在桌上，戴上花镜，仔细看药品说明，看瓶口的出厂日期、有效期、禁忌食物药品、服法用量……买来的药够用多长时间都要一一写明算清楚。这些药都是不能报销的，此时我的收入已不在乎这点药钱，但他还是担心：“太贵了，你承受得了吗？”

虽然这些广告药物多数无效，但父亲从没有抱怨过假广告。他一次又一次上当、失望，但一次又一次重新期望，“再作努力”地重复要求，再来一次，终究，他能够落实的药也就是舒乐安定、松果体素和排毒养颜胶囊。其实他的病是积重难返，岂能是所有广告都假？这几种药有时也失灵，他就会变得异常焦躁，要求儿子们马上到他身边，听我们左一次右一次反复言语安慰。安慰得他满意就放你自便，安慰得不到火候你别想离开他一步，你去一趟洗手间他也要问“怎么还没回来”，在他最后几年，只要我在南阳，每天给他买水果带回去，还要随时聆听他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