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10/13页）

母亲和父亲一样，关照不到我的功课。我不是个好学生，随着她到处走，这个学校那个学校经常流动，功课节奏不一样，我又爱玩，功课就不好，越是不好，越是不想学，于是就逃学（引《致老师的一封信》）。这封信引起一些老师的评议，和对素质教育的一些思索，也引起一些老师对我的愤慨。他们觉得二月河这人不地道，受了老师的教诲，不肯好好努力，日后成才出书，还要羞辱师尊。“报昔日一箭之仇”，端的不是好人。但是我觉得我不是的。我对体制不满是有的，事实上我十分尊敬教过我的老师。包括那些给过我难堪的老师我也怀着一份美好的思念——大人管小孩，难道一定都得讲理？都得正确？更多的时候，我怀念他们的情。他们觉得我应该“行”，而实际上又“不行”，他们的失望之情令我感动。人呐，知人也难，欲人知尤难。

话说当初，我确实是个逃学大王。一逃就是半月，一月的时候也有的是，摘酸枣，到老和尚庙里偷梨，黄河里去洗澡，踩“晃滩”（在黄河滩岸地用小脚踩出稀软的一片泥地），再到花生地偷一把花生，或偷摘一个半生不熟的西瓜甜瓜之类，有时捉迷藏、“抓特务”、打野仗——逃学有无尽的快乐，当然也有恐慌：逃上半天，怕上学受批评，下半天就更不敢去，第二天越发不敢去，第三天……会下了“决心”：反正这顿打是挨定了，等着老师告状，妈来揍我吧！这样的心理和犯罪学的心理也许是有相通的。寡妇失节，有了一次就会有下一次，一百次也一样。直到有一天，看见我们牛老师——现在回想我的第一位老师：牛转娣。其实她也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缠过足的……她走路高视阔步，红红的脸膛高仰着，她不算很漂亮，但在我心中是白雪公主那样的高贵——她就这么从街南头走过来，我躲在大树后，头“嗡”的一声，知道大事不好了！她要到家告状！

一般的情况是这样，这个上午是“逃”不出好儿了。蹭蹭，到中午，所有街巷人家炊烟尽熄，我走走停停，试探着往家磨蹭。我家在陕县换过一处租房，先住在北大街路东，房东是卖馍的小老板。沿街向北向东折一个三十米窄胡同，胡同底是在山墙上砌的一个小土地庙，庙北侧大门朝南，就是这家了——我不止一次逃学，是在这个小胡同里与母亲遭遇。记得第一次打是在饭后。她不动声色地和惴惴不安的我一块吃饭，放下碗就变了脸：“解放，今天上午学的什么？”

我情知牛老师来过，说假话只会多挨几巴掌，木着脸，低着头，用脚尖不停地跐地。

“嗯？！”

“我……我没去。”

“干什么去了？”

“和黑喜，香疙瘩他们河边玩去了。”

“昨天呢？你旷了几天课？”

“一……一个星期吧！”

“一个星期？”母亲早已勃然大怒，“半个月你都没去了！”

她不再看我的可怜相，拖过来把我头搂在怀里腾出手劈劈啪啪……汉贾谊说“制敲扑以鞭挞天下”。母亲的“敲扑”打得我杀猪般号哭，夹着眼泪鼻涕地咳嗽打喷嚏……现在回想起来“挺热闹的”。我很怀念这样的时刻，可哪里又能够再有？

他们二老关照不到我的学习，除了忙，一个很实际的事是父亲只有高小文化，他的文史功底够得上大学水准，但数学他不行。我们“那时间”功课很松，整个六年小学只学完了四则运算，父亲在能指导我时不在身边，我见到他时，他已无力指导。母亲更不行，她一天学也没上过。她那手漂亮的字和不错的工作总结之类，都是父亲教的。

直到将考初中，母亲才真的急了。有一次吃过饭上学，她叫住了我：“解放，今年考试知道吧？”

“是，妈。”

“我说的不是毕业。”母亲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影，“是你初中进学考试。”

“你能考上吗？”

“……够呛。”

“你才十三岁，考不上学能做什么？”

“我复习一年再考……”

“最好今年就考上。”母亲一口便截断了我，“还有两个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再加一把劲。”她见叔叔来，一边开门一边说，“考不上初中一点前途也没有。”

这事有这么一段小插曲：时值1957年，满院贴的都是大字报，母亲独有一张漫画，是这样——她坐在椅子上，头发散乱，手里拿着一鸡毛掸子，我则垂头丧气站在她面前，一个方块里写着她的话：“考不上初中一点前途也没有！”这是很熟的一个叔叔，我下来嘀咕：“这人怎么这样？”母亲说：“画的是真事，夸张了一点。他说的不是政治，应付运动的。”但那人后来被划了右派。他害怕惩罚，逃到龙门走投无路，自到派出所，给他们股里打电话，请求“组织上原谅”，他们股长来我家汇报，母亲说：“幸好他没带枪，带枪我就饶不了他了。右派是右派，上头划定的，我们单位不能不给碗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