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5/13页）

大约有半个月的样子，十余个挎着枪的人带着文明的信件来接翠兰到昔西一区，这才与姑母洒泪惜别。因为晚上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因此决定下午走。爬山越岭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到一区里思村。当她见到文明时，他正在开会，只说声：“来了好。”半个小时后会开完了，立刻又转移到了河东村。当天晚上，文明并没有以夫妻接待，而是严肃地对翠兰说：“你是来参加革命的，还是看了我回家呢？”翠兰口气肯定地说：“我就是为了抗日，为了参加革命才来的，说啥也不回去了。”文明说：“革命队伍要求严格，必须经过区委审查了解，并给县委报告。这里比较艰苦，每天都要转移，时刻有生命危险，你受得了吗？”翠兰干脆地回答说：“为了抗日，为了替乡亲们报仇，俺啥都不怕。俺也从来不想着靠你吃饭，家中二老也没有想着拉你回去。反正俺是不走了！”

不久，平西县妇联会主席王喜芬（刘之双大队长爱人）即来信通知，让翠兰到县里受训。到了县里，王喜芬便拿着一把剪刀说：“翠兰同志，把头上这封建尾巴一剪掉，从此你就成为八路军的妇联会员了。”她兴奋地一扭头，只听“嚓”的一声，二尺多长的青丝被剪了下来。这一剪子结束了翠兰农家妇女的生活，宣告了新生活的美好开始。

1944年6月，翠兰被分配到昔西一区当妇救会主任。1945年元月调任昔阳县妇救会主席。这时的翠兰已经不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媳妇，而是一个穿戴整齐，留着短发，红光满面，出言爽利的八路军女干部了。到了寺上老林沟，一群干部都围上来亲切地说笑，夸她勇敢，夸她有志气。县里开会，区上的干部都来了。岭下区公所曾经抓过她的那位侦察班长田金兰和审问过她的王汝成，一见面就高兴地与她握手问好。李县长说：“没想到文明老婆这样美丽。”翠兰被分配到西寨工作后，由于她不怕吃苦，既能耕会织，又善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因此不断受到县里的表扬。这年夏天，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7月15日昔阳解放，九月翠兰生了一个男孩，县里的同志说，庆祝昔阳解放，上党战役胜利，这孩就起名叫解放吧。

1946年翠兰调太行三专署高等学校学习，住在左权县十里铺一带。同年十月，文明调野战部队后随军南下。1947年大军过河，翠兰又调长治一二九师留守部队随军学校。

1948年伏牛山剿匪时，翠兰又先后担任了县公安局侦察股股长、陕州公安处干事。1952年洛陕合并，她又担任了陕州公安局副局长。她于1945年任洛阳公安局副局长，1958年调邓县法院副院长，1963年退休，1965年9月25日凌晨四时与世长辞。

马翠兰同志二十二岁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伏牛山剿匪斗争，镇反、土改等革命运动，一贯与群众同甘共苦，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搞政法工作后，办案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虽然身体长年有病，但很少度过假日。一次审案时，因妇女病，鲜血流到脚上晕倒在地，手腕骨折后因没及时住院检查，错位固定，造成终生残疾，却从未要求过任何残疾福利待遇。

1946年南下工作团有一个同乡路过左权见了翠兰，事后反映说翠兰是地主。她戴上这个不相称的帽子渡河上伏牛山，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任务，直到1952年昔阳来信才平反说是中农错划。虽遭不白之冤，但翠兰从来也没有埋怨过党组织。1958年在邓县工作，拔钉子时被停职反省，有几个骨干分子，没经本人写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材料，但她理直气壮，拒不签字盖章。两年以后经过复审，事实证明翠兰没有断过一件冤假案。病危中看到了对她的正确评价，翠兰不禁失声痛哭，1964年在病中仍参加了四清运动，病中组织上减了她的工资，她泰然接受。临终前，翠兰虽不能写，但她用不清楚的语言，让丈夫文明代笔写了回忆录数篇。

马翠兰同志参加革命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不愧为刚烈的巾帼英雄，优秀的共产党员。

痛惜其刚逢盛世，却因积劳成疾，溘然而逝，铸成千古憾事。而今国泰民安，万业皆兴，忆起巾帼累累业绩，常使活者热泪沾巾。痛惜之余，后人当继翠兰未竟之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这是1944年发生的真实故事。母亲不但自觉情愿，而且冲破种种阻难，夜半破门，独行太行去奔她的理想之地。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自愿上梁山的唯李逵一人，何况母亲是个年轻少妇！这件事是如此的巧合。那位把母亲当作奸细抓了、又和父亲联系使夫妇见面的同志，以后也调到邓县公安局，还有王汝成，也到了南阳。几十年后又重新聚合在一个新的阵地共同工作，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温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