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17/55页）

厄苏拉思忖如何措辞。您记得莫里斯的朋友霍维吗？我好像要做他孩子的母亲了。她偷看一眼希尔维，后者表情宁静，横一针竖一针地往泰迪的一只袜子上缝羊毛线，看来不像被刺穿过下体的样子。（也即“阴道”，肖克洛斯太太的百科全书上如是写着。“阴道”是一个在托德家从未出现过的词。）

“不，我没事。”厄苏拉说，“我很好，好得很。”

那天下午，她来到火车站，在站台长椅上坐下，考虑在快车经过时卧轨。然而最近一班进站列车恰好要去伦敦。它喘着气、慢吞吞地在她面前停稳，这日常一幕是如此熟悉，她觉得自己要哭了。她看见弗雷德·史密斯从驾驶室跳出来，身上穿着油腻的连体工装，脸上沾着煤灰。他也看见了她，走过来说：“真巧，要坐我们的车吗？”

“我没有买票。”厄苏拉说。

“没关系，”弗雷德说，“只要我点个头、眨个眼，检票员就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了。”她是弗雷德·史密斯的朋友？她很高兴能这么想。当然，如果他了解她的情况，就不会再跟她做朋友了。谁也不会再跟她做朋友了。

“好的，谢谢你。”她说。无票上车一下子变成了一桩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

她看到弗雷德跳回机车头的驾驶室。站长沿站台一扇扇地关上车门，态度决绝，仿佛它们永远不再打开。烟囱里涌出滚滚浓烟，弗雷德从车窗探出头喊道：“麻利点，托德小姐，不然要被落下啦。”她便听话地登上了火车。

站长鸣响口哨，一短，一长，火车隆隆驶出站台。厄苏拉坐在蓬松的坐垫上，思索着未来。她想，自己或许可以加入其他在伦敦街头悲伤饮泣的失足女孩。蜷缩在公园长椅上等待夜晚来将自己冻死，可惜现在是仲夏，而她又特别经得起冻。或涉入泰晤士河，轻轻随波漂浮，漂过沃平，罗瑟海斯，格林尼治，经蒂尔伯里进入外海。等她溺死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家里人该多么困惑。她想象希尔维补着袜子，皱起眉头，她不是出去散步吗？她说她要去小路上采野莓的呀。厄苏拉惋惜地想起自己扔在矮树篱中的细瓷布丁碗，准备在回去的路上捡回来。碗里还剩半碗小野莓，她的手上还留着野莓的红色。

整个下午，她在伦敦的大小公园里晃悠，从圣詹姆斯皇家公园逛到格林公园，途经白金汉宫，到海德公园，再进肯辛顿花园。在伦敦，你能走很远很远的路，而不踏一步人行道，不过一条马路。她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在肯辛顿一杯茶也买不起——她已经意识到不带钱是个愚蠢至极的错误。这里没有弗雷德·史密斯来帮她“点个头、眨个眼”。她又热又累、风尘仆仆，被热浪烤得仿佛海德公园的草皮一样焦干。

九曲湖里的水能直接喝吗？雪莱的第一个妻子就是在这片湖中自杀的，但厄苏拉觉得，倘若在这样一个人群齐聚享受阳光的时刻跳入湖中，难免会有第二个文登先生跳水相救。

她突然明白自己应该去哪里了。当然是那里，这无法避免。

“上帝呀，出什么事了？”伊兹哗啦一下敞开家门，仿佛她正在等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你的样子真吓人。”

“我走了一下午，”厄苏拉说，“身上没有钱。”又补充道，“而且好像有孩子了。”

“先进来再说。”伊兹说。

她坐在贝尔格莱维亚区一幢大房子的一间，这间屋子原来肯定是餐厅，这把椅子也很不舒服。屋子只是个供人等候的地方，屋主也就没对它多花心思。壁炉上方挂了一幅荷兰黄金时代的静物作品，彭布鲁克折叠桌上摆放着落灰的菊花。从这一切看不出房子其他屋中正在进行的事，也无法把它们与后楼梯上与霍维的那次苟且会面联系到一起。谁能料想从一种生活落到另一种生活的速度竟会这样快？厄苏拉想象着科莱特大夫要是知道了自己的尴尬处境，不知会说什么。

厄苏拉不期而至，伊兹将她让进梅尔伯里路家中的客房，她在门厅打电话寻找借口，厄苏拉在闪缎的被褥下嘤嘤地哭——“可不是吗！她就这么突然出现在门口，这只小羊羔……只是想我了，来看看……带她参观博物馆之类的地方，到剧院看戏，没有儿童不宜的东西……别像个老妈妈似的，休……”幸好接电话的不是希尔维，否则她就待不久了。最后的结论是，允许她在伦敦住几天，以便“参观博物馆之类的地方”。

打完电话，伊兹端着一只盘子走进客房。

“白兰地，”她说，“还有黄油吐司。你来得急，我只有这些。你真傻，”她叹息道，“这种事是有措施的，你知道吗？一些很方便的措施，与其治疗不如防范。”厄苏拉完全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