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41/55页）

虽然分手是他促成的，他反倒生了气。难道她毫无感觉？“你很冷静。”他说。

她又没有“恋爱”过他，她说，“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

“恐怕做不了了。”克莱顿说，似乎已经为既成的往事追悔莫及。

尽管如此，翌日她还是为失恋哭了一天。她对他的“喜爱”似乎不像帕米拉想的那么无足轻重。接着她擦干泪，洗净头发，拿上一片涂博维尔肉酱的吐司和一瓶1929年的上布里昂葡萄酒上床去了。葡萄酒被随随便便扔在伊兹梅尔伯里路家中的高级酒窖内。厄苏拉有伊兹家的钥匙。“能找到什么就拿。”伊兹曾经这样说。于是她照办不误。

多可惜呀，厄苏拉心想，不能再与克莱顿幽会了。战争其实给他们之间轻率的举动行了方便。灯火管制最合适不轨的结盟，轰炸终于爆发，又为他不回沃格雷夫与莫伊拉和女儿们待在一起提供了取用不尽的借口。

可她反而同德语班上一个男同学开始了一场开诚布公的关系。上完第一节课（Guten Tag.Mein Name ist Ralph.Ich bin dreizig Jahre alt.大家好。我叫拉尔夫。我三十岁。），两人就来到南安普敦大道上的卡尔朵玛咖啡馆，那时街边堆的尽是沙包，谁也看不见咖啡馆里的他们。两人同看轰炸灾情地图时，发觉竟在同一幢楼里上班。

离开教室——坐落在布卢姆茨伯里区某楼三层的一间逼仄的房间——时厄苏拉才发现，拉尔夫原来是跛子。是在敦刻尔克受的伤，他不等她提问就主动说。站在水里等去大船的小驳船时被射中的。他被一个福克斯通的渔夫拖上船，少顷渔夫脖颈中弹。“清楚了吧，”他对厄苏拉说，“再没必要谈这事了吧。”

“不，当然没必要，”厄苏拉说，“真残忍。”关于敦刻尔克，她当然在剧院的时事片里看到过。“牌虽然不好，但我们打得很精彩。”克莱顿说。疏散部队后她曾在白厅遇见他。他想念她，他说。（他似乎又有些动摇，她想。）厄苏拉决意要若无其事，说自己还有报告要送到战时内阁办公室，拿牛皮纸信封当铠甲一样护在胸前。她也曾想念他。她觉得此事万万不能让他知道。

“你升入战时内阁了？”克莱顿刮目相看。

“只是向次长的一个助理汇报情况罢了。其实也不算什么助理，只是个跟我差不多的‘姑娘’。”

她认为谈话已经太长，至此应该结束。他凝视她的眼神令她想要投入他的怀抱。“我得走了，”她朗声说，“外面还在打仗呢。”

拉尔夫是贝克斯希尔人，有些许刻薄，是个左倾的乌托邦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难道不都信乌托邦？”帕米拉说。）拉尔夫与克莱顿截然不同，后者现在想来，职位实在太高，权力实在太大。

“被共产党追求？”莫里斯在“圣墙之内”遇见她时，问。她觉得自己遭到了审讯，“要是被人知道了，恐怕对你不利啊。”

“他又不是共党内部的什么重要人物。”她说。

“还是不妥。”莫里斯说，“不过至少他躺在床上聊天时不可能透露他们战舰的位置了。”

这话什么意思呢？难道莫里斯知道克莱顿的事？

“你的个人生活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尤其打仗的时候。”他面带反感地说，“而且，对了，你究竟为什么去学德语？你这是在期待侵略，为欢迎敌军做准备吗？”

“我还以为你担心我是共产主义者呢，原来你以为我是法西斯主义者。”厄苏拉生气了。（“真是个浑蛋，”帕米拉说，“他不过是害怕自己受到影响，面子上不好看罢了。倒不是说他就有道理。他就从没有过道理。”）

从井底这个位置，厄苏拉看见自己和阿波亚德太太房子之间，那百无一用的墙已经完全消失。穿过坍塌的房梁和折断的木地板，她看到一条裙子，软绵绵地挂在晾衣架上，钩住墙上的挂镜线。厄苏拉从印着蔫黄玫瑰的墙纸上认出，这是底层米勒家的挂镜线。那天傍晚她还在楼梯上见拉维妮娅·内斯比特穿过这条裙子，当时裙子还是豆汤绿（绵软程度相当），现在却变了一种炸弹灰，且从一楼迁徙到了底楼。距她头部几码远的地方落着她自己的烧水壶，那是个咖啡色的大东西，在狐狸角时，足够烧一家人的茶水。她从手柄厚厚的绕线上将它认了出来，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由格洛弗太太绕上去的。一切事物都脱离了它应有的位置，包括她自己。

对，拉尔夫来阿盖尔路了，两人喝着啤酒，吃了些东西——面包和奶酪。接着她做了昨日《镜报》上的填字游戏。近来厄苏拉为看近物，不得不买了一副老花镜，戴起来相当丑。买回家才发觉，这副老花镜，和内斯比特两小姐戴的款式一模一样。难道她的命运也跟她们一样？她打量壁炉上镜中的四眼，这样想。她会不会也落得老姑娘的下场？话又说回来，戴上红字是否意味着不可能再是老姑娘了？昨日午休时，她在圣詹姆斯公园吃三明治，一个信封悄悄来到她的办公桌上。她一见是克莱顿的笔迹（他写得一手好看的斜体字），写着自己的名字，就连信带信封一起撕得粉碎，扔进了纸篓。后来，当所有事务员都像鸽子一样围着送茶车躁动时，她捡起碎纸，把信拼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