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20/52页）

轰隆隆的塌陷慢下来，窸窸窣窣地收了尾。雪崩停止。同一个声音又喊：“好了，继续！”这天晚上没有月亮。重型救援队面具上的小电筒作为唯一的光源，仿佛鬼火一般在废墟顶端移动。造成这无边而又可怖的黑暗的另一个原因，是漫天深重的烟尘，它仿佛丝幕一般垂挂下来。臭气依然浓重。不只是煤气和高爆速炸药的气味，还有楼宇被炸得粉碎时所释放出的恶臭。这气味避无可避。她已在口鼻上像缠绷带一样蒙了一块旧丝巾，却挡不住灰尘和恶臭钻入她的肺叶。死亡和腐朽无时无刻不附着在她的肤表、发间、鼻孔里、肺泡中和指甲盖下面。它们已然成为她的一部分。

发放背带裤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背带裤呈海军蓝，款式难看。在那以前，厄苏拉一直穿着宣战后希尔维一时兴起在辛普森之家买的防护服，还在腰间系了一条休的旧皮带，用来挂她的“配饰”——电筒、防毒面具、急救包和便笺本。在防护服的一个口袋里，厄苏拉放了一柄小折刀和一块手帕，在另一个里，她放了一副厚皮手套和一支唇膏。“噢，多好的主意。”伍尔芙小姐看见小折刀时说。还是面对现实吧，厄苏拉心想，虽然名义上是一支正规军，他们其实还是得就地取材。

那个声音果真是德金先生，此时他从阴沉的雾霾中走了出来，将电筒的光照在笔记本上，纸上晕上一层昏黄的光。“这条街上住着许多人嘛。”他看着一份名单说，这名单上的姓名和门牌号，与周遭废墟再无关联。“威尔森一家住在1号。”他说，仿佛按顺序从头报起还有什么意义。

“已经没有1号了。”厄苏拉说，“已经没有所谓门牌号了。”街道已经无法辨认，所有熟悉的事物均化为乌有。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都不可能认出它来。它不再是一条街道，而只是“废墟”罢了。废墟达二十英尺，甚至更高，表面覆盖木板、梯子，以便重型救援队员攀爬。他们组成人的链条，透露着原始的感觉，用篮筐将垃圾从堆顶往堆底运送下来。看起来完全可以是一群建造金字塔的奴隶——或者按照眼下的情况看，更像是在拆除金字塔的奴隶。厄苏拉突然想起了以前摄政公园里展览的切叶蚁，每一只都尽职尽责地背负着自己的负担。切叶蚁也像其他动物一样被转移了吗？抑或它们都自行就地解散了呢？它们是热带昆虫，也许无法熬过摄政公园里的自然气候。她曾在1938年的夏天，在摄政公园看过一次梅丽在露天主演的《仲夏夜之梦》。

“托德小姐？”

“什么事，德金先生？我又想远了。”这几天，她总是这样——身处可怕境地，却泛起对过去美好的回忆。仿佛漆黑中发出一缕缕银色的光。

两人疲惫地向废墟走去。德金先生将街道住户表递给她，加入人链一道运起了垃圾。没有人用铲子挖，大家都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在用手捡。“上面很容易塌。”排在废墟底端的一个救援队员解释说。一根梁柱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正在往废墟（与其说是废墟，不如说是火山更确切，厄苏拉想）下运。许多重型救援队员从前都是建筑工人——砌砖匠、搬运工之类——厄苏拉心想不知他们攀爬被拆解的楼体时会不会奇怪、是否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不过说来这些人也都很切实际，除了解决问题心无旁骛，应该不会产生这样梦幻的想法。

偶尔一个声音会要求大家安静——虽然不可能安静，因为头顶的空袭仍在进行——然而大家都会停下手头的事，静候废墟顶端的人努力捕捉废墟中生命的迹象。这看来没有任何希望，但是闪电轰炸教会了人们一件事：即便最不可能生还的境况里，也会有生还者；而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也会有人遇难。

厄苏拉在昏沉中寻找标识事故管理人员岗亭的蓝灯，却看见伍尔芙小姐踏着碎砖径直向她走来。“很糟糕，”她走到厄苏拉跟前，平静地说，“他们需要轻的人。”

“轻的人？”厄苏拉重复道，不知为何似乎听不懂这句话。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吞并后，她加入了防空部，成为一名指挥官，突然意识到欧洲已经完蛋。（“你真是个悲观的卡珊德拉。”希尔维说，但厄苏拉在内政部防空署工作，的确能更清晰地预见未来。）二战伊始，防空指挥官一职一度只是个笑话，而现在他们却成了“伦敦防御力量的中流砥柱”——此话出自莫里斯。

她的同事过去干什么的都有。高级指挥官伍尔芙小姐曾是医院护士长，又痩又高，像把火筷子，铁灰色的头发干干净净梳成一个发髻，不怒自威。副指挥官有前文所说的德金先生，后勤部工作的西姆斯先生，还有曾任银行经理的帕尔默先生。后两人曾参加一战，如今再打二战已嫌太老（德金先生则强调自己“因体质问题无法服役”）。此外还有曾在剧院唱歌剧的阿米蒂奇先生，由于歌剧院都没了，就常唱些《女人善变》或《快给大忙人让路》之类的轻快曲子让他们取乐。“都是些脍炙人口的咏叹调。”他对厄苏拉坦白说，“多数人都不喜欢太耗费脑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