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21/52页）

“我不管什么时候都爱听阿尔·波利的老歌。”勃洛克先生说。勃洛克先生的名字取得与他本人相得益彰（他叫“约翰”170）。按照伍尔芙小姐的说法，他这个人“有问题”。诚然，他身强体壮——参加摔跤比赛，在本地健身房练举重，也常光顾几家不入流的夜总会，认识些美艳的“舞者”，其中一两个还“偶尔造访”过他的棚屋，被伍尔芙小姐像赶小鸡一样轰出去了。（“是跳舞的才怪。”她说。）

最后，队上还有个柏林人齐默曼先生（“请叫我嘉比。”他说，但谁也不这么叫），曾是交响乐团小提琴手。大家提到他，都称“我们的难民”（希尔维家的转移儿童也因他们的境况被冠以相同的名字）。1935年乐团巡演时他“跳了船”。伍尔芙小姐在难民委员会认识他后，费很大劲才保住了他和提琴，使他既未遭关押，也不被遣送到大西洋致命海水的另一端去。大家跟随伍尔芙小姐的领导，从不用英语称他先生，而始终叫“Herr”171。厄苏拉知道伍尔芙小姐这样做是为了叫他有回家的感觉，但实际效果却只是让他更觉得自己身处异地。

伍尔芙小姐认识齐默曼先生时，自己正在英国德籍犹太人基金中心工作（“这名字恐怕长得有些拗口”）。厄苏拉一直搞不清伍尔芙小姐自视不容辩驳，究竟是因为她很有影响力，还是单纯因为她不接受被拒绝的情况。也许二者的因素都有。

“我们队真有文化，不是吗？”勃洛克先生自嘲地说，“还打什么仗，不如去演出。”（“勃洛克先生是个感情激烈的人。”伍尔芙小姐说。饮酒也很激烈，厄苏拉心想。事实上任何方面都十分激烈。）

伍尔芙小姐将一座循道宗小礼堂指定为大家的驻扎点（她自己信循道宗），大家在里面摆上几张行军床，一台小炉子，上备茶具，又加了几把形形色色、或硬或软的椅子。与某些站点相比，或者说与多数站点相比，这里都称得起豪华。

一天晚上，勃洛克先生弄来了一张绿呢牌桌，伍尔芙小姐宣布自己其实爱打桥牌。于是，法国沦陷后到九月第一次空袭开始前，勃洛克先生教会了大家如何玩扑克。“真会出老千。”西姆斯先生说，他和帕尔默先生都输了勃洛克先生好几先令。相反，到闪电轰炸开始之前，伍尔芙小姐已经赢了两英镑。勃洛克先生大感惊讶，表示不理解为何循道宗允许信徒赌博。伍尔芙小姐说自己用赢来的钱买了一副飞镖游戏，所以勃洛克先生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有一天，大家正清理礼堂角落的一大堆箱盒时，发现了一直藏在那里的钢琴，伍尔芙小姐——事实证明此女委实多才多艺——竟极善弹奏。虽然她自己喜欢的是肖邦和李斯特，却很愿意“敲几段小曲”——勃洛克先生如是说——让大家来唱。

他们用沙包将驻地防御起来，虽然谁也不信遭袭击时它们能有什么用。除了厄苏拉一个人觉得采取防御措施必不可少外，其余人等均同勃洛克先生一样，认为“命里有时终须有”，这种佛教中的超然态度，必定会赢得科莱特大夫的赞赏。是年夏季，《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讣告。厄苏拉很高兴科莱特大夫不用再经历一遍战争，不然他势必发觉盖伊在阿拉斯所失去的一切都白白失去了。

除了伍尔芙小姐外，队上所有人都是自愿帮衬的志愿者。伍尔芙小姐不同，她干全职，拿薪水，对待职责一丝不苟。她对他们孜孜不倦地教导，确保大家都训练有素——反毒气弹、灭燃烧弹、如何进入起火大楼、将伤员抬上担架、给伤员上夹板、包扎伤口。她考核大家对她布置阅读的手册的掌握程度，要求大家熟练掌握人事归档的方法，无论对方是死是活，以便将他们以包裹的形式，附上所有正确信息，送往医院或停尸间。模拟空袭时他们在露天操练了几次。（“不过是舞台表演。”勃洛克先生嗤之以鼻，情绪上无法投入。）在一次操演中，厄苏拉两次扮演伤员，一次假装断腿，一次假装昏迷。在另一次操演中，她分在“对立面”，作为指挥官应对阿米蒂奇先生扮演的因震惊而导致的精神错乱者。一定是因为对方的舞台经验，帮助他演出了活灵活现的可怖效果，直到操演结束都很难令他走出角色。

他们必须熟知负责区域内所有的住户，了解他们是否有私人避难处，抑或去公共避难处，或者干脆也是宿命论者，根本不想避难。区内无论谁离家、搬迁、结婚、生子、死亡，他们都得知道。还必须了解所有消防龙头的位置，所有死巷和窄弄的位置，所有地窖和公路服务区的位置。

“巡逻与监察”是伍尔芙小姐的座右铭。大家一般两人一组巡视街区，至午夜，通常就有了一段安静期，如果再往下没有炸弹炸在他们负责的街道，大家就开始礼貌争论起究竟谁应该睡行军床。当然，如果确有空袭炸到了“他们地段”，那么大家就要像伍尔芙小姐说的那样，“全体手拿水泵”。有时大家爬到她的公寓里进行“监察”，公寓位于三楼，临街角处有面大窗，视野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