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三色堇——杂草与三个作家的故事（第5/8页）

放过这些花儿。

莫莉·马胡德[71]在《作为植物学家的诗人》一书中指出，这个场景是十分喧闹的。克莱尔可能是人群中唯一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对语言着迷的人，但所有除草者都喜欢闲聊八卦：小伙子，姑娘，甚至是老妪（除草这种活男女老幼都能做），指指点点，聊天，可能还时不时把一些古老的药草（如烟堇）塞进围裙的口袋里。在克莱尔眼中，杂草也是这谈话的参与者。他对它们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仿佛大家都是同一片土地上的伙伴。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偶遇荠菜，他会叫它“古老的邻居……它的每一个特征都惹人喜爱”。对于雏菊他说：“小小的雏菊有着金色的花蕊和银色的花瓣，脸上还带着一抹柔和的绯红，无论是在我们这里的低地沼泽，还是在瑞士的高山上，它们都是如此美丽——如果它们也会长在高山上的话。”

我们不知道克莱尔是如何做到用丰富的笔触把田间劳作写得如此熠熠生辉，他明明是亲身参与劳动的一分子，而非只是远远看着做些感性的抒情。克莱尔自己也是名除草工，这个工作在美洲被形象地称作“弯腰劳动”。他知道，若想控制杂草们“具有破坏力的美”，除草工作就是必须的，并且他很可能也同意诗人、评论家杰弗里·格里格森[72]（克莱尔的一位早期推崇者）所说的：“当我看着男人和女人弯腰在作物间忙碌的身影，我就意识到这对他们来说并非什么愉快的事情。”但对克莱尔而言，弯腰也是一个习惯动作，一个不由自主的反应，一种与大地亲近的姿势。他经常说要“放低自己”，近距离凝视一株植物或一只昆虫，或者是把诗歌的第一稿写在旧种袋和粗麻布糖包上。他的举动像是鸟儿一样，好奇，随性，却又饱含深情和理解。克莱尔想要成为大地生态群中的一部分，想要从大地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正如我们从丢勒的《大片草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心态，这样炽热的目光中，这些卑微生物的重要性——以及看起来的比例——都会大为不同。“以前每到星期天，”他在一篇日志中写道，“我总是喜欢躲在树林里，而不是去教堂。我舒服地猫在叶子中间，躺在长满青苔的岸上，树下的蕨菜长着冷杉一样的叶子，然后我就这样保持一种‘奇特的静止状态’，花好几个小时看小虫子在高高的草茎和宽宽的叶子上爬上爬下。”一片杂草变得如森林般丰富。一棵“巨大的猪草”（可能是独活属植物）也有着“大树般”的威严。一片在彩虹下开着花的荆豆也变成了“金色的海洋”。他的几首写给杂草的诗题目都很长，仿佛是为了补偿这些植物的低调谦卑，比如《致孤独的野外默默开着的一朵不起眼的花》、《一朵沙漠之花的周年纪念》。

在这样热切专注的目光里——用艺术史学家伊丽莎白·黑尔辛格[73]的话说——“映入眼帘的都印入了心间”。任何看起来对植物很重要的东西——茎上保护性的卷曲，花瓣上的斑点——对克莱尔有同样的重要性。他的描述不但精准到每一个小细节——“边缘有褶皱的雏菊，明亮的古铜色的毛茛”——还包含着一个真正的生态学概念，即即便是最不起眼的“荒野之草”也与它的生长地和生长地上的其他所有生物有着生物学上的联系。（“荒野之草”是一首歌谣的名字，这首歌谣与尊严有关——既包括克莱尔的尊严，也包括植物的尊严——并且结尾时克莱尔没有“采下娇嫩的花朵”，而是把整个植株连根带泥地带回了自己的花园，让它在这里安全地生长下去。）在《斯沃迪泉的挽歌》一诗中，随着情节发展，他一步步得到了逻辑上的——以及生态学上的——结论，并且这首诗是以“一块地”的口吻写作的。斯沃迪泉是海尔普斯顿南部边界一块长满草的公地，但它不停地被滥用，被翻耕种小麦，被开采沙子，被剥去草皮。克莱尔给了它一个发声的机会，以哀悼它的命运，并讲述那依赖它存在的复杂的生命网络。杂草也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有利于保持水土，还可以为昆虫提供食物：“蝴蝶可能将要飞来/而我已无力养活它们。”

在一首为千里光而写的十四行诗中，他把这种杂草放在了最适宜它生长的环境和季节里描写：

用丰富的美丽装点着荒地

比如草甸，比如在肥沃田地间辟出一条马车道的田埂，

没有你这些地方将沉闷且毫无生机

只能被骄阳暴晒，荒无一物

克莱尔对千里光恬静、朴实的赞美，清楚地说明了在单纯的生态学考量的基础上，我们对杂草的看法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今千里光被认为是危害最大的英国本土植物之一。它含有一些生物碱，若是被食草动物大量食用，将对其肝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动物们会在痛苦的症状中死去，比如无规律的肌肉抽搐，这种症状也被称为“蹒跚症”。现在农场动物的中毒事件中有一半都是由千里光引起的。1959年出台的《杂草法案》中便包括千里光，2003年又出台了更有针对性的《千里光控制法案》，这个法案要求土地所有者采取行动防止千里光的蔓延。养马人（马是千里光的常见受害者）更是把千里光当成传染病处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根除它，除草方法包括大面积喷洒除草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