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比特人（第5/7页）

小时候，我还看过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的《血染雪山堡》《纳瓦罗要塞的火炮》《链上的傀儡》。对于儿时阅读的书，我并没有记得多少，但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链上的傀儡》中描述的一句话：“从他降落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了自己身在荷兰。”

我最喜欢麦克莱恩写的那些只要拥有合适的队伍，就能做成任何事情的书。当然，队伍中会有人背叛你，但你能够及时发现并克服那些困难（包括恶劣的天气、恐怖的海难），从而实现你的目标。当然，代价也会非常高昂。

你的某个好弟兄在故事中丧生，你会悲痛万分，但故事仍在继续。因为一切并非只关乎你，还有更为宏大、更为重要的事情，比如与纳粹的抗争。麦克莱恩于1941年到1946年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关于二战的故事也是他最为优秀的作品。

一般九点钟上床睡觉时间过后，我会打着手电筒重读好几个小时里维尔的故事或麦克莱恩的书。母亲知道这些，但她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骂过我。现在我意识到，母亲为了应付一切而精疲力竭：三个孩子、一个丈夫、一间总需要整理的房子、一份需要到全国出差的重要工作、无处不在的咨询以及繁忙的会议。一位可爱的爱尔兰老奶奶曾帮助母亲在下午照顾妹妹，每周还为我们做一次美味的肉卷。可怜的墨菲太太之后中过一次风，但仍在继续帮忙照顾妹妹。我以前常常会说，在剑桥居住了十四年后，我们全家又搬回纽约的原因是母亲不忍心告诉墨菲太太她做的牛肉卷难以下咽，已经不复当初的美味了，而我们同样也没法再忍受每周把一整块不能吃的肉卷丢进垃圾箱的浪费行为。

我还记得母亲被那些无穷无尽的责任击败的那天。哥哥、妹妹和我坐在家里的厨房，我一边吃麦片一边担心上学的事；哥哥和妹妹正在互相斗嘴。距离我们外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母亲走下楼，看起来非常苦恼，这可是不常见的。我想要告诉她一些事，于是试着引起母亲的注意。

我看着母亲走向水龙头接了杯水。萨里（我们的英国猎犬）躺在地板上。母亲把一个药丸塞进汉堡包里，然后把汉堡包塞进了萨里的嘴里，抚摸它的脖颈让它吞咽下去。接着母亲把手洗干净，又拿出另一个药丸，自己吞了下去。

我跑过去想和母亲说话，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然后说了一个我从未听到她说过的词，接着又说：“糟糕，我刚刚吃了一片驱虫药，又把我的避孕药喂了狗！”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母亲陷入慌乱。之后她打了一个电话，得知狗没有问题，她也没事。她只不过会经历一次额外的驱虫；狗已经切除了卵巢，所以也不会生育小狗。

但回想起来，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母亲急匆匆地干什么去，而是她安静地坐在客厅中央，头顶上方是保罗·詹金斯色彩绚烂的画作，壁炉里烧着火，一条毯子盖在她的膝上，她的双手伸出毯子拿着一本书。我们也想跟她和父亲坐在一起，安静地看书。

回想过去的感恩节，以及母亲确诊癌症后的第一个感恩节，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只想着母亲治疗的那些事情。通常，治疗的头一天以及之后的一两天，母亲感觉还不错，之后就感觉不那么好了。她的新信条是妹妹的一位从事专职临终护理的朋友告诉她的：“制订计划然后逐一完成它们。”母亲总是强迫自己完成制订的任何计划，无论是否是力所能及的。

每天她都在努力回复来自朋友和家人的电话、信件。每天，她几乎都在跟哥哥、妹妹和我说话，交流彼此的近况，谈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进展。《纽约客》的记者，才华横溢、充满魅力的大卫·罗德愿意加入，这让母亲非常高兴。时机非常好，他正打算离开一段时间写本关于阿富汗的书，去阿富汗待段时间再好不过了。

罹患癌症最难以忍受的就是治疗的副作用。罗杰已经提醒过母亲，说她会感到非常痛苦，甚至倒在浴室地板上爬不起来，只能悲惨地躺着。不过事情并非如此糟糕。但口腔的疼痛还是让母亲无法吃东西和喝水，甚至无法开口说话，而这一切都让她感到疼痛和难以忍受。随之而来的还有腹泻、便秘和无尽的疲劳。如果只是红血细胞数很低，输血能帮助缓解，但很多时候，母亲仅仅是纯粹的疲劳。保持体重是一项持续的奋战，因为化疗让她吃东西时味同嚼蜡。

让人庆幸的是，奥赖利医生一直很关照母亲。从某种角度，她能够理解许多医生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痛入骨髓的口腔疼痛，以及一个早上需要去五到十次厕所的状况，这些跟癌症一样需要治疗。从本质上说，治疗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是一种临终护理——延缓肿瘤扩散的速度，保障病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奥赖利医生每次见到母亲都会询问一次，以便她能够尽可能地了解母亲的疼痛程度（母亲不喜欢使用“疼痛”一词，她更喜欢说“不适”），在用药上做出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