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的滋味（第2/4页）

男孩们说只有砍下她的双手，她才无法投票。他们告诉她不会杀死她，只要她去找总统，给他看看他们对她做了些什么。他们说：“现在你没有办法为他投票了，让总统送你一双新的手吧！”

他们砍了两次才砍断她的右手。“第一刀下去的时候没有砍断骨头，手骨只是裂开，凹凸不平的。”她这样写道。而左手，砍了三次才被砍断。

书中继续写着：“我的双眼半合着，在余光里，看见叛军男孩互相击掌，我能听见他们的大笑。在我晕过去之前，我问自己：‘总统是什么？’”

如果参加午餐的人对于他们为何出席或者对他们捐的钱是否被合理使用怀有疑问的话，阿齐米医生和玛利亚涂的出现会为他们消除所有顾虑。玛利亚涂与加拿大的记者苏珊·麦克利兰合写了这本书，书名之所以叫《芒果的滋味》，是因为当玛利亚涂恢复意识之后，想办法用双脚把伤口用衣服包上，她在毒蛇出没的小路上连夜行走，最后终于遇到一个愿意帮助她的男人。男人有一个芒果，便把芒果递到她的嘴边，但她摇了摇头，“我不能靠他的手吃东西，像婴儿一样被人喂是不对的。”她努力用伤残的双臂举起芒果，吃了几口。她必须要做到靠自己吃东西，只有这样她才有活下去的动力。

《芒果的滋味》写得优美而简洁有力。故事还讲述了作者如何在性侵后努力活下去；如何联系上同样惨遭断臂的幼时好友；如何在塞拉利昂的受害者中组建了一个家庭；如何因为加入了一个戏剧团而获得救赎，通过巡回演出向人们讲述战乱与艾滋病，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声音；如何移民到加拿大，在展开新生活的时候还不忘与塞拉利昂保持联系，并帮助当地的受害妇女和儿童重建家园。

玛利亚涂的故事中最为感人的地方是她如何学会了宽恕。她住的难民营里来了一个剧团，她与团员一起参演了一部戏剧，戏剧中有个场景，讲述的是反叛军首领给男孩们分发毒品，“让他们变得更有胆量”，有人不从，便遭到毒打。

在倒数第二幕戏中，反叛军男孩们挤在一起痛哭流涕。他们对彼此承认罪行，希望能够回家，回到各自从前的生活中，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不必奢望就能得到的梦想。

我坐在地上，看着这一幕，意识到那些伤害过我的反叛军男孩们一定也有自己的亲人。我回想起那个希望我跟他们一起加入游击队的叛军男孩，“他也会叫我去杀人吗？”我不禁这么想。

在书的结尾，有人让作者见见伊斯梅尔·比阿，塞拉利昂反叛军的前童军，《长路漫漫》的作者。起初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见他，也不知能不能面对，最后，她决定不再多想，答应下来。比阿激动地为她的书撰写了前言，并出席了这次妇女难民委员会的午餐会。

当发言结束的时候，我向母亲挥手道别，母亲还不准备回家。她被朋友和同事们团团围住，他们想要告诉母亲他们有多么爱她，多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她。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母亲能来参加这次午餐会，也让自己亲眼目睹这一切，并把这个画面永远地保存在脑海里：这个瘦小的、白发苍苍的女士，被那些对她又爱又敬的人层层围绕。

午餐会后的几天，母亲的病情逐步恶化。尽管她常常把精力存起来备用，但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个星期后，我去家里看她时，发现母亲紧咬着下唇，她看起来非常难受，但她还是有几件事想要告诉我。

“我生病不久就做了第一次核磁共振，他们提醒我检查过程中会出现可怕的噪音，那是机器发出来的，很多人都会非常不适应。但说真的，事后我告诉他们说，这比我以前从西非难民营回来时坐过的俄罗斯直升机好受多了。这让我想动动笔，写点东西，关于我们享受着医疗保险的人多么幸运，却不懂珍惜，认为一切理所当然，还有那个在午餐会上发言的、写下《芒果的滋味》的年轻女人，她很令人佩服。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帮我想一想。”

母亲的桌前放着一本打开的《芒果的滋味》。她标记出了其中一段，是作者在加拿大政府工作的朋友对作者说的：“在北美洲，许多孩子都不把上学当一回事，认为受到教育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度，你才会明白教育能带来多大的好处。教育能够为你打开许多门。你也许没有双手，但你仍有大脑。我认为你非常聪明。要善用你的聪明才智，你会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路。”

“我也想写写难民营和勇气。”母亲说，“让人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得不立刻逃命，抛下所有熟悉和喜爱的一切，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想要写写全世界的年轻人，以他们为主题，写下他们经历过的感人的故事，以及为何没有人信任他们，或他们对自己抱有怀疑。还有难民营的男孩子们，我们应该让他们有些事可做。还有战时的教育问题，这太重要了，因为只有教育才能够给孩子们稳定感与希望。哪怕外面枪林弹雨，你也要找到方法让孩子们学习。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写下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