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泪（第3/4页）

关于《大机器》，我们聊了很多。这是一本讨论起来非常有趣的书，同时也值得好好地阅读和分析，这对吃了利他林以及类固醇、情绪高涨的母亲来说更是如此。母亲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她即将死去的前几个星期里因为重病、太累或无法集中精力而无法阅读。其实她已经有一段日子因为病重无法看书了，但她会看电影、旧片《法律与秩序》、无休止的新闻，以及其他政治评论节目。当她说她坐着一口气看完《大机器》时，那既是对这本书的赞美，也让我们知道她还是她，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清醒，而且还能沉迷在书中。只要她能坐着一口气看完一本书，就说明她的生命还没到最后。

八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去父母的公寓帮母亲办点事。进食对她来说越来越困难，最近发现她能吃一种肉冻，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食物。我的烹饪网站的伙伴为她做了一点，另一个家里承办酒席的朋友也送来了一些。还有一个朋友是父亲最好朋友的太太，发现了一家卖清炖肉冻的商店。这让母亲想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年轻时光，还有晚餐派对中各种新奇美味的胶状菜肴。母亲也还能吃玉米，朋友们知道后也为她送过来。还有蓝莓麦芬，好几个人都送了。除了这些，母亲能吃下的东西就几乎没有了。

母亲开始消瘦。才一个星期的时候，精力与体重就急速下降。上个星期，我们还散步走过几条街去一家咖啡店吃麦芬蛋糕，母亲还接受一位做纪录片的朋友的采访，在镜头前讲了几个小时，聊生命中对她有所启迪的女性。而现在，我们有一件事得一块做：穿过街道，走到对面银行的提款机。母亲颤抖地抓住我的手，跟我一块出门，她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

纽约是一个鼓励伪善的地方。当我走路的时候，我诅咒闯黄灯的出租车，但当我快迟到的时候，司机开得很勇猛，我的小费会给得相当大方。我也习惯快速地走过忙碌的人行道，但此时，我与母亲在一起，看她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每一步都可能走不稳，所以我很看不惯那些粗鲁地晃着手臂，或者满不在乎地背着粗笨的包或双肩包又横冲直撞的人。经过街角，穿过马路更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人为瘦弱的灰发女士停顿一秒，她那么努力地参与着这个城市的生活，还没有准备好躺在床上，还没有准备好死去。

妹妹很快回到纽约，这两年她已经多次回来探望母亲。父亲常带母亲去纽约的各个地方转，哥哥和嫂子，还有许多朋友也会陪母亲出去。母亲不愿意用轮椅或助步车，只愿意用手杖。大多数时候，她都会找我们中的一个人陪着。但有些事情她坚持要自己做，不顾任何人的劝阻，比如去一家礼服店给妹妹买一条黑色的礼服裙。妮娜后来才明白，母亲希望她穿一条漂亮的裙子来参加她的葬礼。九岁的小侄子艾德里安在学习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于是母亲跑了各种画廊，试图在能力范围内找到20世纪20年代伟大摄影师詹姆斯·凡·德泽的摄影作品。她没能找到，但还在继续寻找。

她与孩子们的谈话内容，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毫不夸张地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她都是在为孩子们而活。

朋友们会来看她，她也在继续选择性地做生物反馈疗法和灵气按摩等非传统治疗方法。她之前有一个学生给她拿来许多关于新时代哲学和灵魂学的资料。“你爸知道了一定会气疯的。”她对我说。但她还是接受了学生的心意，不过从来没去找过灵媒。

其实父亲早就不对她发脾气了。他是体型高大、毛手毛脚的人，但他在屋子里轻手轻脚地以免在母亲休息时打扰到她。他的办公室离家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母亲恳求他不要在工作时间跑回家里。他快要八十二岁了，母亲对他在盛夏的八月来回奔波很担心。

父母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都对父亲给予母亲的深切关怀和付出表示惊讶。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以为父亲是难相处的那一方。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却很平和。父亲对吵闹的孩子、求助的人没什么耐心，但母亲却对这些无限欢迎。父亲只跟有限的人聊，母亲则能跟所有的人聊。

然而他们在一起的这一辈子，父亲的怒火总是代替母亲发的，他总是极力地保护着她。他们喜欢在一起，让彼此欢笑，喜爱的事物几乎完全相同，对音乐与艺术方面的品位惊人地相似，对人的看法也都差不多。

在一方不在场时，与另一方谈话，你就能发现，他（她）是多么牵挂着、想念着对方。私下里，父亲非常慷慨，甚至有些感性，他不喜欢母亲总是永无止境地工作着，却用打趣的方式取笑她，而母亲都会被逗笑。当父亲说得太过火的时候，母亲会用一个爱意多过严厉的表情看着他，然后说：“喂，道格拉斯！”就能控制住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