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14/19页）

摄影机扫过草甸和一团金属残骸，随着它的斜角，我们看到不远处——也许有一百码远？——是一栋废弃的房子，一处不寻常的地产，但很难接近（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还需要大规模的维修，不过对于将世界的其他地方视作监狱的人而言，这里仍然有巨大的投资价值。

并不是说潜行者有在这里买房的打算，即便从房地产的角度考虑，这是他梦中的小屋。他穿过茂盛的杂草打量着它，坐下来，起初带着祈祷者的姿态，接着干脆躺下。一只蚂蚁爬过他的手指。外部的世界与他头脑中的世界没有区别。一切都可以互换。他翻滚着，脸上焦虑的表情第一次被满足感甚至愉悦感所取代。他回到了充满启示的“区”，虽然抱有巨大的期待，所幸并未让他失望。这里仍然很美。花的香气也许已经消失，但与被迫接受幻想的盖茨比不同，潜行者仍然有信任的能力，仍然沉湎于完美的意象中。也许他没有双手合十，低声吟诵经文中的诗篇，但潜行者这一刻感受到的狂喜就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描写的虔诚的信徒：“将灵魂置于神秘力量的个人体验中，从而感受到存在。”

如果我继续说这个场景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场景之一恐怕没什么好处，不过它的确深深地打动了人心。在本书中，这些词几乎每一页都会出现，因为这部电影的很多部分都适用，但从现在开始，我将尝试更节制地使用这些词语。但并不是完全不用：我们看到潜行者如释重负、分享快乐的这个场景（我曾经多次回到电影中的“区”并且从未失望）如此深刻感人，无法不让我眼含热泪。我也担心我用了太多的眼泪道具，但这些都是事实，我的眼泪——这里，还有火人节——是这些深刻体验的证据。在《凶年纪事》（Diary of a Bad Year）中，J. M.库切（J. M. Coetzee）发现自己在重读《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 Karamazov）的片段时“无法抑制地啜泣”。“这几页我以前已经看过无数遍，但不仅没有习惯于其中蕴含的力量，反而在它们面前越来越脆弱。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对《潜行者》的感受，所以我想自己会问同样的问题，并试图以此说清电影恒久的秘密与我的感激之情。

但作家和教授并不完全确信。差得远呢。教授解释说，大约二十年前，有一颗陨石坠落在这里。或许不是陨石。不管是什么，都导致这里被废弃了。很快就出现了关于废弃的悖论：任何被废弃的地方都像一块吸铁石。在城市里，无主的房屋是理想的巢穴；空仓库是非法组织的集合地。莱克汉普顿车站成了我和伙伴们探险的乐园。人们来到这里，然后失望，教授继续说。政府用铁丝网包围了“区”以防止人们来。（又是古拉格的镜像：一个被铁丝网包围的地方，不是为了防止人们进入，而是为了防止他们出去。）通常，“区”回顾未来的景象——又一个悖论——正如1946年，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在观察到战后欧洲的衰败后所描写的：“现状如此，杂草在房屋中蔓延，蒲公英在教堂里开放，可以想象，它将如何继续生长，树林将吞没我们的城市，缓慢地，无情地，无须借助人力就能繁茂，蓟与苔藓的沉默，一块没有历史的土地，只有鸟鸣，春、夏和秋，再没有什么能指望。”

《潜行者》中能够感受到来自未来的震撼。不到十年以后，教授关于“区”如何形成的总结就成了已经实现的预兆，《潜行者》也因此具有了暗示性：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灾难的预言。塔可夫斯基不仅是一位梦想家、诗人、神秘主义者——他还是一位预言家（预言了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未来）。

切尔诺贝利受损的核反应堆和很多放射性材料就被封存在一个巨大的混凝土“石棺”中。附近的城镇如普里皮亚季也被迫疏散居民，围绕核电站建立起一个方圆 30公里的“区”。像潜行者的孩子一样——按教授的解释，是“区”的受害者——父母曾生活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大批孩童患有出生缺陷。疏散之后，被封锁的“区”中留下的车辆残骸被作为紧急清除的一部分。工厂连缀着空空的街道和爆裂的混凝土。树木从废弃建筑扭曲的地板里钻出来。叶片都改变了形状。植物攀缘在崩毁的墙壁上。2001年，罗伯特·波利多里（Robert Polidori）在普里皮亚季和切尔诺贝利拍摄的照片［收录在他的摄影集《爆炸区》（Zones of Exclusion）中］看起来仍然像是《潜行者》外景地的回顾。*只是在三十年前，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可不像波利多里和其他人记录的那么容易。摄影师的审美也许部分受到了《潜行者》的影响，所以这部电影造就了被观察到的现实，并超越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