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4/22页）

……那时

每天人们的碰触

打扰了它们的宁静，

而它们服务于人们的需求。

当我驻足饮水

蛛网悬于水边，

潮湿泥泞的石沿

搁着木碗的碎片。

它触动了我的心。

不正是这种宁静的质感赋予塔可夫斯基对于废弃之物的电影考古学一种特殊的光环？

现在是幸运的间歇。教授没有被“区”吞噬。作家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发现，教授正伴着他钟爱的背包，嚼着蛋糕，喝着热水瓶里的咖啡，在这里等着他们；与另两人相比，他就像一根骨头一样干燥。他甚至生了一点火。但他是如何跑到前面来的，如何能赶上他们？“你是什么意思？”教授问。他刚刚回到这里找他的背包。真的。他们涉水之后，又回到了原先的地方。T. S.艾略特（T. S. Eliot）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话——关于一切探索的终点都回到起点，但却是第一次了解这起点——已经被证实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是可行的（在“区”里，时间和空间意味着一切）。实际上，它又不是十分准确，因为他们起初并不了解这地方，连潜行者也不知道，他惊讶地看着周围，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尤其是他扔出去的螺母表明，他们又回到了起点。还不只是螺母：作家的塑料袋也在等待着他。突然间，这部电影变成了人们与他们或珍视或丢弃的背袋团聚的故事。（要是我的弗莱塔格包也在这里该多好！）不过，在潜行者的脑海中还有更重要的事，他努力分析着这令人困惑的局面：无论身在何方，他们都回到了某段时间之前他们待过的某个地方，也是他们最后待的地方。“区”变成了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彼时不断重复成此刻，彼处成为此处”。天哪，这是个陷阱，潜行者意识到。豪猪一定是把螺母放到这里引诱他们入圈套。这太难接受了。他不会采取其他行动，他距离他们一步之遥，说，除非能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弄清楚”的意思是，休息一下。按照远足者一贯的标准，这可不是扎营的好地点：连一块干燥的地儿都没有。作家在水中找到一块布满苔藓的高地，教授挤在狭窄的高处，而潜行者歇息的地方好像斯大林格勒一处潮湿的隐蔽所（难怪他在咳嗽）。作家发现教授时的喜悦转瞬即逝，至少很快就变成了对教授此行目的的嘲弄，以及猜测那个令他放心不下的背包里到底有什么。教授来这里是为了测量“区”，测量一个具有不可测量性的地方，对奇迹进行科学实验，并把它纳入科学解释和量化的范畴。作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与别人的默认关系就是站在别人的对立面，用错误的方式激怒他们。而此时感觉舒适的教授回之以报复性的嘲笑：作家是个大嘴巴，最适合在公告墙上涂涂写写。现在他们这三人同“区”式(10)的旅行触及了男人间友谊的实质：调侃取笑，以戏谑闻名的英式闲谈——这是以泥为枕如卧河床的卧谈会。他们说得心不在焉，渐入梦乡，有一只黑狗沿着轻裹薄雾的黑暗之河涉水而来。黑狗停下来看着我们，好像无意识地传达着重要的狗狗的信息。我们很快陷入了潮湿的黑白之中，但他们还没睡。作家问潜行者——现在他叫他钦加哥(11)——其他人都想从“区”中得到什么。快乐，他猜测道；考虑到躺的地方，他的脸上表现出出人意料的舒服。作家说他这辈子还从未见过快乐的人。潜行者也许该回应说“彼此彼此”，但他眉头皱得更紧，承认说，他也没见过。一个奇怪的观点，有点难以相信——除非这种“快乐无力症”是俄罗斯或者苏联独有的病症。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认为美国是个要让人快乐的阴谋集团。苏联也许就是它的对立面。作家继续问：潜行者就从没想过要进入“房间”吗？遵循着所有电影中毒贩的第一准则——只贩不吸——潜行者说没有。最初，为了与《路边野餐》的原作保持一致，潜行者被塑造为“像个毒贩或者偷猎者”，但随着电影的进展——尤其是胶片事故之后——他变成了“‘区’的奴隶，信徒和异教徒”。对于他深信不疑的“房间”，没有什么好问的，他的生活都押在这上面。他只是倦了，顾不得那只温顺的黑狗——黑得像一个狗形的轮廓——走过来，蹲坐在他身旁。作家还想喋喋不休。如果他变成天才会怎样？写作来自痛苦和自我怀疑。如果他知道自己变成了天才，那还有什么动机去写作呢？这也许该叫作百忧解(12)陷阱，或者至少是在幸福的百忧解时代——那时，百忧解似乎是普世快乐的良方——经常听到的争论的另一个版本：这将导致创作欲望的萎缩。教授拜托他安静点，他想睡觉，不过，让对方保持清醒正是延长这种单方面对话的动机之一，即使作家自己也已经困得点头如捣蒜。他们就像一对夫妻，以拌嘴的方式相处（就像潜行者跟他妻子一样）。两个人谁都放不下。作家很清楚一件事，人的诞生是为了创作艺术，创作那些绝对真实的影像——像《潜行者》这样的艺术品。当然，这不是什么普世的真理——你可以很容易地辩驳说，人的诞生是为了大口喝酒，往村子里扔汽油弹，或者扩建自己的小屋——但在此环境中，这种说法确实很有诱惑力。你会想到拉斯克洞窟(13)的野牛。凡·艾克（Van Eyck）(14)、拉斐尔、凡·高（Van Gogh）、波洛克(15)……你无法令时间之钟停摆。即使在一个——正如昆德拉阴郁地预言的那样——“艺术正在消亡，因为对艺术的需求、敏感和爱正在消亡”的世界里，艺术的历史依然会嘀嘀嗒嗒地向前，不断地增添新的成员。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遗憾，但事实是如果“艺术品”意味着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奢侈品（就像潜行者随后哀叹的那样，人人都考虑自己的一举一动价值几何），艺术也包括像崔西·艾敏（Tracy Emin）(16)和杰夫·昆斯（Jeff Koons）(17)这样的作品的历史，削弱了作家呼吁的声音。对话漫无目的，血糖水平直线下降，银幕上的人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们这些观众开始希望能发生点什么刺激刺激他们，让我们能继续看下去。这是电影中缺乏信念与动力的一个片段，好像塔可夫斯基也在考虑下一步要去哪儿，干什么。这不必然是坏事，它反而加深了这部电影的印象：某种程度上，它是关于它自己的，是它描写的这段旅程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