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幸福属于哪一边？（第2/5页）

我一直记着那句话。二十年后，我想在老挝变成“一个地方”（和其他地方一样，霓虹闪烁，钢筋水泥充斥）之前再看看它。我抓住了两个新闻由头：“胡志明小道”的旅游开发启动仪式；新加坡至北京的高速公路建造。湄公河大桥竣工后，要在老挝境内打通去往老皇城琅勃拉邦的路径。这是亚洲最平静、最浪漫的都城，是古老的东方魅力最后的庇护所。

琅勃拉邦依旧和我印象中一样迷人，坐落在湿润翠绿的山谷中，被水墨画般的山峰包围。普西山上的众庙宇错落有致，在湄公河和南康河流域闪烁着永恒的光辉。

破晓时分，几百个僧人从寺院走上街头，接受跪拜在石子路两边的群众提供的食物，场面蔚为壮观。是的，就是那条街，注定要成为亚洲超级公路的一部分。幸运的是，有些当地居民终于鼓起勇气反对这项计划，老挝政府也声称会另择路径。那么，琅勃拉邦也能获救吗？希望渺茫。另一项计划无人反对，它将把现有的飞机起落跑道改建成大机场，迎接满载游客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旅游业的出现是多么丑陋啊！它是所有产业中最不幸的一种！它把整个世界退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操场、没有边界的迪士尼乐园。很快，成千上万的新时代侵略者、消费主义的战士将会踏上这片土地，用他们贪得无厌的相机、摄影机掠走最后的自然奇迹。

在亚洲某些地区，老人如果看到相机对着自己，会转过头，遮住脸。他们觉得相机会带走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并永远无法追回。或许他们是对的？难道不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毫无节制地拍照，我们的教堂才丧失了神圣，我们的丰碑才失去了伟大的神光吗？

伟大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曾在一个感人的段落中写道，以古代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逝去为背景，颂扬了营造美好氛围的荫翳及由此产生的传统和式建筑的灵魂。布达拉宫昏暗的内部也有同样的作用：你必须深入这座宏伟宫殿明暗交界的幽秘之处，在酥油灯摇曳的光亮中窥见妖魔的怪相和佛和蔼的微笑。

本世纪初，散文家皮埃尔·洛蒂带着朝圣者的惶恐来到吴哥窟，乘坐一辆牛拉的车，热情地拜访寺庙里的出家人。二十年后，库克旅行社忙着组织旅行团和废墟中的夜间舞蹈秀，并把几百年前的石头当作纪念品卖给游客。

1860年，为人类（也为游客）“发现”吴哥窟的那位仁兄因此付出了生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坟墓还在这里，在琅勃拉邦的东面。我计划前去悼念，向这位充满冒险精神的科学家表达我的敬意，我为他的故事着迷。他叫亨利·穆奥，是一名法国博物学家。中南半岛沦为殖民地后，他便在这里开始了一场旅行。他计划沿着湄公河一路北上，到达中国。出发前夕，他读到一个和尚十多年前写的文章，里面讲到他在暹粒市不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奇怪的废墟。

穆奥在一封信中写道，一天，他走在丛林中，嘴里哼着《茶花女》为自己壮胆，突然间，透过参天的树丛和厚厚的树叶，他感觉自己看到了两只……四只……十只……一百只石头眼睛正朝着自己微笑。我经常试着想象他在那一刻的感受，那一刻，他的旅程和他的死亡都已经值了。在吴哥窟的废墟中独自逗留了片刻后，穆奥继续向北走去。他经过琅勃拉邦，沿着南康河前进，但是刚过南豪村（Naphao），他就突然病倒了。10月19日，穆奥写道：“我发烧了。”接下来几天，他的日记没有更新。直到29日，他颤抖着写下最后一行字：“上帝啊，请怜悯我吧。”穆奥于1861年11月10日去世，时年三十五岁。

悼念穆奥的路程倒不麻烦：从琅勃拉邦坐半小时车到达班囊（Ban Noun），沿着陡坡向下走十来分钟，再沿着一条藤蔓丛生的小道朝上走。到达墓地的时候，我有一种穆奥就是在那一刻去世的错觉。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变。河流依旧安静地呢喃，森林用千年不变的声音窃窃私语，远方，有一位孤单的女人背着柳条筐行走——她是这个时代的女人，也是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女人，毫无差别。

穆奥就是在此地去世的，在南康河边的山脚下。他的同伴们将他安葬于此，仿佛就是为了不让现代社会把他带走。水泥砌成的坟墓后面，一棵高大的树像侍卫一样站立。左边，一丛高瘦活泼的绿竹像旗帜一样摇曳着。

意大利诗人乌戈·福斯科洛是正确的，他的诗歌颂扬了坟墓，给了我无限的启发。我常常对西方人周游世界时留下的简单、感人的生活踪迹心驰神往。我在死于异乡的旅人的坟墓前（澳门、清迈、长崎、横滨），试图感受他们的生活，追溯埋藏在简短碑文背后的故事，不知度过了多少时光。年轻的船长不到二十岁就被高烧击垮；年轻的母亲在生产时去世；同一艘船上的水手在几天内相继死去，很明显感染了突如其来的疫病。有时候是一位老人，墓志铭上是儿孙的悼词：他的一生堪为世人的榜样。还有冒险家、传教士、商人，都是些不知名的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