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六章（第7/13页）

本肯多夫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表示一切道理他都知道，于是打断了我的话：

“我是向您宣布皇上的旨意，您却向我发表议论。您向我说什么，或者我向您说什么，这都无关紧要，都是废话。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至于将来怎样，一部分要取决于您自己。您既然提到了您的第一次事件，那么我得特别提请您注意，别招来第三次，到了第三次，您恐怕就不能这么便宜了。”

本肯多夫微微一笑，向我表示了好意，便朝那些求情的人走去。他很少与他们讲话，收了状子，略看一眼，便丢给杜贝尔特，对求情者的诉说，只偶尔露一下表示体谅的优雅笑容。这些人整整筹划了几个月，日夜盼望着这次会见，它关系到他们的荣誉、财产和家庭；他们费尽周折，花了多少力气，才走进这间客厅，而在叩开紧闭的双扉之前，宪兵或司阍又曾把他们赶走过多少次。何况不是万不得已，他们决不敢冒昧求见秘密警察的头子；事前，一切合法道路必然都已试过。可是这个人却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对他们敷衍搪塞，可想而知，最后不过是某个科长作出某种决定，把案件移交另一个衙门而已。那么他这么忙忙碌碌，忧心忡忡，又是为的什么呢？

本肯多夫刚走到挂勋章的老头儿面前，那人就双膝一跪，诉起苦来：

“伯爵大人，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

“真不害臊，”伯爵大声呵斥，“您玷污了您的勋章！”于是怀着崇高的愤怒扬长而过，没有收他的状子。老人默默起立，无神的眼光显得恐怖而困惑，下嘴唇哆嗦着，嘟嘟哝哝不知在说些什么。

这种人异想天开，指望当一个人，却落得如此不像人样！

杜贝尔特上前向老头儿收了状子，说道：

“您这是何苦啊？好吧，您把状子给我，我会处理的。”

本肯多夫觐见皇上去了。

“我怎么办呢？”我问杜贝尔特。

“您请内务大臣挑选一个合意的城市就成了，我们不想干涉。我们明天就把全部案卷转到那里；我祝贺您获得这么顺利的解决。”

“我十分感谢您！”

离开本肯多夫那儿，我便回到了部里。我已说过，我们的主任属于那类德国人，这种人有点像狐猴，细长条子，做事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他头脑迟钝，思路不清，要揣摩好久才能理出一点头绪。不幸我把事情告诉他时，第三厅的公文尚未送到。这事他完全没有料到，因此像晴天霹雳，吓得他话也说不连贯了，他自己也觉察了这一点，为了改正，只得对我说：“请允许我使用德语”32。也许他用德语讲话，文法错误可以少些，但意思仍不准确鲜明。我看得很清楚，在他身上有两种情绪在搏斗，他了解这处分完全不公正，但认为主任的责任是拥护政府的行动；他既不愿在我面前扮演粗野的角色，又不能忘记秘密警察与内务部之间经常存在的敌对情绪。这样混乱的思想要表达得清清楚楚，自然不易办到。最后他只得声明，在向大臣请示之前，他不便表示什么，说毕便去找他。

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召见我，向我了解情况，仔细听完以后，对我谈了他的结论：

“这纯粹是警察的陷害。嘿，好吧，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真的以为他会马上觐见皇上，向他说明一切，其实大臣们是不会这么鲁莽行事的。

“关于您这件事，”他接着说，“我已收到皇上的命令，这就是，您瞧，它要我选择一个地点，安排您的职务。您希望去哪里？”

“特维尔或诺夫哥罗德。”我回答。

“当然……好吧，既然地点可以由我决定，而这两个城市对您大概都一样，那么一有省府参议的空缺，我首先委派您，按照您的官衔，这是您可能得到的最高职位了。现在您可以准备缝一套绣花领圈的官服啦。”他又打趣道。

这就是他的对策，但并不符合我的要求。

过了一星期，斯特罗戈诺夫呈报枢密院，任命我为诺夫哥罗德省的参议。

这是十分可笑的，多少个秘书、八等文官和省县官员，都在凯觑这个位置，为它奔走钻营，千方百计托人情，送贿赂，好不容易才得到了神圣的诺言，可是这位大臣为了执行圣上的旨意，为了对秘密警察进行报复，决定用升级作为惩罚，让苦药变成甜酒，突然把这个空缺（大家你争我夺、梦寐以求的目标）丢到了一个人的脚下，而这个人却是抱定宗旨，一有机会就要弃官出走的。

辞别斯特罗戈诺夫之后，我便去拜见一位夫人；关于我与她的认识，应该补充几句。

我上彼得堡时，父亲给我的介绍信中，有一封我拿起过十多次，在手中簸弄了一会儿，又放回了桌上，把拜访推迟到下一天。这信是写给一位七十岁的阔绰贵妇人的；我父亲与她的友谊还是早年开始的；他认识她时，她还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宫中，后来他们在巴黎重逢，一起游历各地，最后，三十年前，两人都回国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