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六章（第5/13页）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穿着没有肩章的军装坐在那里一边写字，一边吸烟斗。他一见我，马上起立，请我在他对面坐下，用下面这句奇怪的话开始：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25使我有机会见到阁下。今天早晨您应该会见过萨赫迪斯基26了吧？”

“见过。”

“我很抱歉，为了一件对您十分不愉快的事，不得不把您请来。您的疏忽又招致了陛下对您的不满。”

“将军，我要对您说的，与对萨赫迪斯基伯爵说过的一样，我不能想象，仅仅由于我复述了街头的谣言，就得再度流放。您当然比我更早听到这谣言，可能也像我一样谈论过。”

“是的，这事我听到过，也讲过，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讲到这无稽之谈时，坚信它纯属虚构，您却根据这谣言攻击整个警察机构。这完全是出于诽谤政府的不幸情绪，这种情绪是西方的腐朽影响在阁下身上的反映。在法国，政府与各党派水火不相容，它们也任意诋毁它；可是我们不同，我们的政府像慈父，一切都可以在内部解决……我们正尽一切力量要让社会尽可能保持安定和平静，然而有些人不顾惨痛的教训，坚持徒劳无益的反对派立场，企图煽动舆论的不满，用口头和书面传布谣言，说警察在大街上杀人。是不是？您在信上写过这事吧？”

“我没想到它有这么严重，这才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隐瞒我在信上谈过这事，而且我还得指出，我这信只是写给父亲的家信。”

“当然事情并不严重，但是它却对您不利。皇上马上想起您的姓名，想起您到过维亚特卡，命令把您送回那里。因此伯爵要我通知您，请您明天上午八时前来见他，他会向您说明陛下的旨意。”

“那么这是说，为了您所讲的那件并不严重的事，我便得挈带有病的妻子，有病的孩子，前往维亚特卡？……”

“您在政府供职吗？”杜贝尔特问，仔细打量我的文官制服上的纽扣。

“我在内务部办公。”

“多久了？”

“六个来月。”

“一直在彼得堡？”

“是的。”

“我没有印象。”

“您瞧，”我笑笑说，“我多么安分守己。”

萨赫迪斯基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杜贝尔特不知道我在政府机关任职，可是他们知道我在房间里讲些什么，想些什么，给我父亲写信谈些什么……问题在于我那时刚开始与彼得堡的文学界人士接近，发表文章，主要是我从弗拉基米尔调到彼得堡，是通过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关系，完全没有让秘密警察插手；到达彼得堡后，我也没有听从一些好心人的劝导，立刻向杜贝尔特或第三厅报到。

“好吧，”杜贝尔特打断我的话头，说道，“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对您都是有利的，昨天我还对茹科夫斯基说过，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得到的反应，也能像他对您的评论那么好呢。”

“可我还是得回维亚特卡……”

“要知道这是您的不幸，因为报告已呈交皇上，当时有许多情况还不清楚。您必须走，这不能改变，但是我想，可以把维亚特卡换成另一个城市。我跟伯爵商量一下，他今天还要进宫。一切可以使您从轻发落的办法，我们都将尽力而为；伯爵是像天使一般善良的。”

我站了起来。杜贝尔特送我到办公室门口，这时我忍不住，站定了对他说：

“将军，我对您有个小小的请求。如果您有事，最好别派警察或宪兵去叫我，他们会弄得人心惶惶，特别在晚上。我的妻有病，为什么她该为岗警的事受罪呢？”

“哦，我的天，实在抱歉！”杜贝尔特回答，“这些人都笨手笨脚的。您放心，我不会再派警察打扰您。那么，明天见；别忘了，八点钟去见伯爵；我们在那儿会面。”

仿佛我们在相约上斯穆罗夫饭店吃牡蛎。

翌日八时，我到了本肯多夫的会客厅。那里已有五六个人在求见，他们垂头丧气，心事重重，靠墙站立，听到一点响声就惶恐不安，把身子缩得更紧，对每一个走过的副官都弯腰鞠躬。其中有一个女的，穿了丧服，拿着一卷纸坐在那儿，纸像白杨树叶一样在抖动。离她三步远，站着一个高高的、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七十来岁，秃顶，皮肤有些发黄，穿一件深绿色军大衣，胸前挂了一排奖章和十字勋章。他不时叹气，摇摇头，喃喃地自言自语。

窗旁坐着一个人，大模大样的，像是这儿的“上宾”或者奴仆和值星官。我进屋时，他站起身，我仔细瞧他的脸，认出了他；在戏院里，人家指给我看过这个讨厌的家伙，那是街上的主要特务之一，记得名叫法勃尔。他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