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六章（第4/13页）

“算了，这哪里谈得到供认，”我说，“全城百姓谁不知道这件事，内务部办公厅以至小店铺中，都有人议论。因此我谈到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散播虚假而有害的谣言是一种罪行，是法律所不许可的。”

“您对我的责备使我觉得，似乎这事是我捏造的？”

“在呈送皇上的报告中仅仅说，您传播了这种有害的谣言。因此圣上决定，要您重返维亚特卡。”

“您不过是在吓唬我吧，”我回答，“怎么可以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把一个有家的人放逐到千里之外，何况这是否事实，还没有经过查证，怎么能就此判罪和定刑呢？”

“您已经承认了。”

“可是在您与我谈话之前，报告已经呈上，事情已经决定了，不是吗？”

“请您自己瞧吧。”

老头儿走到桌边，在不大一叠公文中翻寻，冷冷地抽出一份递给我。我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毫无公理可言的行径，这种不顾法律和正义的无耻勾当，哪怕在俄国也是惊人的。

我沉默了。似乎老头儿自己也觉得案情荒唐可笑，不可理喻，因此不想再为它辩护，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您好像说，您已经成家？”

“是的。”我回答。

“可惜我们事前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伯爵会尽力而为；我会转告他我们的谈话，但是不论怎样，您不能再留在彼得堡。”

他看了我一眼。我没作声，但我感到我的脸在发烧，我不能诉诸言语的一切，我强压在心头的一切，都从我脸上呈现出来了。

老头儿垂下眼皮，略一沉思，忽然装出委婉谦恭的神色，用冷漠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不能再留您了，我衷心希望……不过，以后怎样您会知道的。”

我赶回家中，心中充满怒火，像要爆炸一般；我的无权地位和无能为力使我痛苦，我像铁槛中的野兽，街上任何一个无耻顽童都可以随意侮弄它，因为他知道，老虎使尽所有的力气也不足以冲破牢笼。

我发现我的妻在发烧，从这天起她病了，加上晚间再次受惊，几天后终于引起了早产。孩子只活了一天，而她几乎过了三四年才复原。21

据说多情善感的父亲22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听到女儿死去时哭了23！

他们这么起劲是为了什么——纷乱不堪，侦探密布，闹得鸡犬不宁，仿佛皇宫失火，皇位动摇，皇室面临覆灭了；可这一切实际上毫无必要！这是宪兵的诗歌朗诵，密探的即兴表演，一场无中生有的戏剧，目的无非为了向皇上表示耿耿忠心……瞧他们调兵遣将，好不热闹！

……我去第三厅的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小桌旁发愁，孩子在桌上摆弄玩具；我们很少说话。门铃蓦地响了，我们不禁一惊。马特维赶去开门，过不一会儿，一个宪兵军官闯进了屋子，军刀和马刺铮铮作响。他先是彬彬有礼地向我的妻表示歉意，一再挑选字眼，说他“没有想到，没有料到，没有预计到，这儿有夫人和孩子，因此非常抱歉……”

宪兵是礼貌之花，要不是由于神圣的责任，由于职务在身，他们不仅永远不想陷害人，而且不会在大街上对前导马御者或赶车的拳打脚踢。我在克鲁季茨兵营已领教过这种事，那位无可奈何的军官为了不得不搜查我的口袋，曾大感伤心呢。

保罗-路易·库里埃24早已指出，刽子手和检察官正在成为最有礼貌的谦谦君子。检察官写道：“敬爱的刽子手阁下，如果方便的话，务望劳驾，于明晨将某某人明正典刑，枭首示众，鄙人不胜感激。”刽子手马上复文道，他“认为自己三生有幸，能为检察官阁下略尽绵力，而且今后随时愿供驱策。”可是那个第三者却在他们的礼让声中丢了脑袋。

“杜贝尔特将军请您去一下。”

“什么时候？”

“对不起，请现在立刻动身。”

“马特维，给我大衣。”

我与妻握了手，她满脸泪痕，手是火烫似的。现在已晚上十时，这么迫不及待，莫非发现了阴谋，怕我逃跑，或者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最尊贵的生命面临了危险？我不禁想：“我确实对不起那位岗警，在这个政府治下，它的某个爪牙杀害了两三个过路人，这又何足为奇；难道那些第二等和第三等的高级岗警，会比蓝桥上的这位伙伴好一些吗？那位岗警中的岗警本人又怎样呢？”

杜贝尔特派人传见我，只是为了通知我，本肯多夫伯爵要我明晨八时前去见他，以便向我传达圣上的旨意！

杜贝尔特是个怪物，看来，在他管辖下的大大小小的第三厅官员中，他比别人聪明一些。他那张蓄着两撇长长的淡胡子的瘦脸庞，那倦怠的目光，特别是面颊上和嘴角边那些皱纹，都清楚地表明，各种欲望曾在这胸膛中进行过搏斗，最后蓝制服战胜了一切，或者不如说掩盖了一切。他的面貌有些像狼，甚至狐狸，既表现出猛兽的狡猾与机灵，也表现出它们的阴险与傲慢。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