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六章（第2/13页）

我琢磨着这个“可爱的城市”，告别了提心吊胆的官员……大雪纷飞，棉絮一般满天飘舞，潮湿阴冷的风沁入肌骨，吹打着帽子和大氅。车夫几乎看不清一步路以外，在雪中眯缝着眼睛，低垂着脑袋，一边吆喝：“小心……心！”我回想起父亲的劝告，回想起亲戚和官员，还想到了乔治·桑的一篇童话：一只麻雀出外旅行，路过立陶宛，看见一只狼冻得半死，就问它，这地方气候这么坏，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狼回答道：“自由使我忘记了气候。”

车夫是对的——“小心，小心！”我多么盼望快些离开啊！

这就难怪我初次赴京时间不久。三星期内我便办完事情，赶新年前回到了弗拉基米尔。

我在维亚特卡的经历，对我上贵族铨叙局办事大有用处。我已经知道，这个机构有点像从前伦敦的圣贾尔斯区域8，是公认的藏垢纳污之处，任何检查，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为了肃清圣贾尔斯地区的罪恶，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买下它的房屋，夷为平地。对贵族铨叙局也应照此办理。况且它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是培养寄生虫的温床；这是管理升官发财的机关，铨叙定级的办公厅，考据贵族爵位门第的文献研究所，衙门中的衙门。理所当然，滥用职权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

我父亲的代理人带一个瘦长老头儿来见我。老头儿穿一件制服，每个纽扣都松动了，衣服腌臜；虽然是清早，他已喝过酒。这人是枢密院印刷所的校对，他一边校正排印上的错误，一边却在幕后帮助铨叙部门各级官员制造其他错误。我与他商量了半个小时，讨价还价，像买一匹马或一件家具似的。然而他本人不能作肯定答复，先回枢密院请示，得到同意之后，才向我收取“定金”。

“可是他们讲话算数吗？”

“您老尽管放心，这些人是靠得住的，他们得了好处，决不会不履行义务，这是人格问题。”校对回答，口气显得十分委屈，以致我不得不再增加一些酬金，表示歉意。

我的钱征服了他，他大讲起来：

“贵族铨叙局从前有一个秘书，真了不起，您可能听到过他，此公捞钱毫无顾忌，可从来未曾失事。一天，外省一位官员到局里托他办事，临走时偷偷从帽子下抽出一张灰票子9塞给他。秘书对他道：‘何必这么秘密啊，这又不是情书，偷偷摸摸干啥？一张灰票子，让其他求情的人看到更好，这可以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我拿了两百卢布，但没有白拿，事情圆满解决了。’于是他把钞票摊开，折叠整齐，放进坎肩口袋。”

校对讲得不错，秘书忠实履行了责任。

我是怀着近乎憎恨的心情离开彼得堡的。然而没有办法，我还是得迁移到这个令人不快的城市中居住。

我任职时间不长，又千方百计逃避工作，因此对这个衙门没多少话好讲。内务部的办公厅与维亚特卡省的办公厅相比，差别不过如干净靴子之与肮脏靴子一样：皮质相同，鞋底相同，只是前者擦得亮晶晶的，后者却沾满污泥。我在这儿没见到酗酒的官员，也没见到为一份证件索取二十戈比的事，但总觉得，在他们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卑鄙、阴暗、浅薄、贪婪和怯懦的灵魂，相比之下，我那位维亚特卡的科长10还更像一个人。看到这些新同事，我不禁想起，那位科长有一次在省土地丈量员的宴会上喝得兴致勃勃，拿起吉他弹舞曲，最后终于忍不住，一边弹吉他，一边一跃而起，蹲下两腿跳起舞来。这些家伙却从来不会对任何事着迷，他们的血是冷的，酒不会冲昏他们的头脑。他们可以在舞蹈课上与德国妞儿跳法国的卡德里尔舞，扮演失恋的痛苦，吟诵季莫费耶夫和库科利尼克11的诗句……他们是外交家、贵族和曼弗雷德12。遗憾的是，哪怕达什科夫大臣13也无法叫这些恰尔德·哈罗尔德14们戒除在戏院，在教堂，在一切地方，向长官立正鞠躬的习惯。

彼得堡人嘲笑莫斯科人的装束，看不惯那种轻便短上衣和鸭舌帽，长头发和平民化的小胡子。莫斯科确实是非官方城市，有些不受约束，不守规矩，但这是优点或是缺点，还不能下定论。千篇一律，缺乏变化，缺乏个性，没有例外和特色，形式上的绝对统一，外表上的彻底整齐——这一切只有在最不合人情的场合，在兵营中，才能获得高度发展。制服和单调统一，是专制政体的癖好。时装式样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彼得堡那样得到严格遵守，一丝不苟，这证明我们的修养还那么幼稚，我们的衣衫是别人的。欧洲人是穿衣服，我们是化装，因此总担心袖子太宽，领圈太窄。在巴黎，人们只担心穿得不雅致，在伦敦，人们只担心受凉，在意大利，人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我们那些衣服千篇一律、钮子扣得紧紧的时髦绅士，排队走过涅瓦大街，英国人见了一定以为是一队警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