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第6/11页）

……1857年2月5日参加了沃尔采尔的葬礼以后，送葬的人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自己屋里，凄凉地坐在写字台前，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忧伤的问题：随着这位长者的埋葬，我们与波兰流亡人士的联系是否也埋葬了呢？

老人亲切的个性在不断发生的误解中起了调和作用，现在他去了，可是误解依然存在。与波兰人中的这个或那个，我们可能保持着友好的感情，来往密切，但彼此往往缺乏一致的理解，因此这种关系往往显得勉强，和好而又并不坦率，我们彼此迁就，也就是削弱自己的个性，在相互的交往中，几乎总是尽力克制自己最优良的方面。

通过商谈取得一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我们的道路只在对彼得堡专制政权的共同憎恨上发生交叉现象。他们的理想在他们后面34，他们是要走向自己的过去，那被暴力切断了的过去，他们的道路只能从那里继续发展。他们在那里拥有无限的潜力，而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是空虚的摇篮。在他们所有的行动和幻想中既有失望，也有同样多的光明信念。

他们是要让过去起死回生，我们却不如说是要埋葬过去。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的憧憬，都与他们的不同，我们的全部才能，全部气质，与他们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与他们的联盟，在他们看来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只是利害打算的结合。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有的主要是真诚，但缺乏深厚的基础——我们意识到自己间接犯了罪，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尊重他们坚定不移的抗争。但是他们能喜欢我们什么？尊重我们什么？他们是克服了自己的抵触情绪，才把某些俄国人看作可敬的例外与我们接近的。

在尼古拉皇朝的黑暗监狱中，我们与他们是同样关在铁窗里的难友，我们彼此有的主要是同情，不是了解。当窗户稍稍打开以后，我们便发现，我们来自不同的道路，也会奔向不同的目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我们感到兴奋，喘了口气，可是我们的兴奋却引起了他们的委屈情绪：俄国出现的新鲜气氛，使他们想起他们所失去的东西，而不是看到了希望。对我们说来，新时期带来了再接再厉的要求，我们向前冲杀，准备摧毁一切……而对于他们，这只是追荐亡灵和安魂祈祷。

但是政府再度把我们与他们焊接到了一起。对天主教徒和青少年的屠杀，对教堂和孩子们的袭击，对唱赞美诗和祈祷活动的镇压，使一切问题都沉寂了，一切分歧都消失了……那时我含着眼泪和悲痛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它们深深感动了波兰人。35

亚当·恰尔托雷日斯基老人从垂危的病榻上派儿子给我送来了热情的信；在巴黎，波兰人推举代表团向我递交了致敬信，在信上签名的有四百来人，其中有的还是住在阿尔及利亚和美国的波兰流亡者。看来我们的结合已牢不可破，但是深入一步，分歧，明显的分歧便出现了。

……一天，克沙堆里·布拉尼茨基，霍耶茨基36和另外几个波兰人到我家来，他们都是路过伦敦，特地为那些文章跑来向我致谢的。我们谈到了对康斯坦丁的枪击事件。37

“这次暗杀会给你们带来很大危害，”我说，“本来政府也许会作出一些让步，现在它决不会退让，只会变得加倍残酷。”

“可我们就希望它这样！”霍耶茨基说，情绪激烈，“对于我们，最大的不幸便是让步……我们希望彻底决裂……公开战斗！”

“我衷心希望你们不致为此后悔。”

霍耶茨基露出了讥笑，没有人再讲一句话。这是1861年夏。过了一年半，帕特列夫斯基38取道彼得堡回波兰时，讲的也是这番话。

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巴枯宁相信，在俄国可能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我们也有一部分相信——连政府也这么相信呢，这从它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官方授意写的文章和官方判处的一些刑罚，都可得到证明。社会不安，人心浮动，这是无可争辩的，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这种情绪会转变成疯狂的爱国主义。

巴枯宁不善于深入地分析形势的各个方面，只看到一个遥远的目标，往往把两个月的妊娠当作九个月。他不是用证据，而是用愿望来打动人们。他希望相信，便相信日穆德39和伏尔加，顿河和乌克兰都会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一听到华沙出事，便相信我们的旧礼仪派可以利用天主教徒的运动，为分裂派争取合法的地位。

驻在波兰和立陶宛的俄国军队中，军官们的组织（波捷布尼亚便属于这个组织）在发展和壮大，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波兰人主观上指望它具有的，巴枯宁天真地相信它具有的那种力量，它却还远远没有达到。